成小秦:报人成柏仁

一、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的祖籍在南方,听老辈说,早年去耀州文家村成家大坟祭奠,墓园立有石人石兽,墓碑上记着,成氏从南方迁来。墓园毁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而,明代之前的家世已渺不可考。据祖父《先府君群父公行述》言:吾成氏自明洪武五年,由武功之法门寺,迁一支至耀州石人堡,历明代二百余年间,冠盖相望,支庶繁衍,详《明史》及《州志》,不多赘述。满清入关,吾先人潜约不应试,全族三、四百户,皆服勤田亩,躬耕自食,末叶禁约虽弛,然终清一代,吾族无显贵者。

耕读传家至曾祖群父公,陕境频遭灾祸,先有太平天国祸乱,继而陕甘回乱,光绪三年关中大饥馑,成家相继中衰,房地荡然一尽。群父公历经二十多年的艰辛,使家道中兴,祖父才得以就学,因学业卓异,获知州及业师襄助,求学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08年初,祖父与张奚若领头驱逐“教授不良”某,被学堂除名,返回故乡,经宋向辰引荐,与族人秘密加入同盟会。

民元前四年,三秦反清志士祭奠黄帝陵,誓言:“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义,九月初一日陕西举义,祖父也投笔从戎,随胡景翼等豪杰,在药王山起义,旋即加入秦陇复汉军东路,挺进潼关,以杂造步枪,白刃铡刀为利器,与清廷精锐军队激战,潼关三失三得,义军趁势出关,渡河援晋。

此番车驎驷铁的经历,祖父尝引以为豪,多年后,数次撰文,表扬辛亥之役,三秦革命青年“纯洁高尚,足为后世矜式。”当时,学子们从军作战,川资都是自备,攻取山西河东各县,均“号称富庶,……革命青年见到雪花般的白银,毫不动心…… 潼关二次战败,我军仓卒退出,银箱弃置街中,亦无一人私取分厘。”“当时的革命党人,做梦也想不到做党官。对权位,对金钱,更避之若浼。”

西北革命领袖于右任及井勿慕

民国告成,执兵者自请解甲,服官者纷纷解组,自谋生计。祖父在军政府教育司服务数月即辞职,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求学,准备留学德国,实现悬壶济世的夙愿,惜一战爆发而未能学成,于1915年肄业返陕,教书为生。

1916年,袁世凯称帝既败,北洋政权宰制,次年,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愤而南下,在广州组建军政府,号召护法,至此,中国南北政权对立。在北方,陕西民党率先响应,组靖国军护法,祖父再次投笔从戎,参佐军幕,兼任《战事日刊》编辑。1918年初春,张义安将军率西路军进攻西安,不幸中弹阵亡,靖国军处境危殆,祖父与王玉堂等赴沪,迎于右任返陕督师。此后,祖父转任靖国军驻沪粤代表,筹措医药枪械,传达孙中山指令。驻沪期间,他经川友赵铁桥介绍,谒章太炎先生,求为亡友张义安作埋幽之文。

靖国军三杰:张义安、邓宝珊、杨虎城

1919年春,井勿慕、董振五殉国,胡景翼被执,靖国军几弹尽粮绝,东西战事危急,因此,当南北议和时,亟盼其成功,尤其闻张瑞玑入陕划界,更寄予厚望。辛亥革命时,张以清廷知县而赞助革命,与靖国军诸公熟悉。但张受陕西军阀陈树藩贿赂,处处偏袒北军,故迟迟京华,及缓行至渭南,祖父持于右任函见张,促请他将靖国军战情日恶电告和谈会议,但张却“隐战祸以赚和会。”(于右任语)北廷趁机纠合六省大军,合围靖国军,致使东西路各县相继失陷。靖国军将士血战五年,历经百余战,至终从未发饷,实践了从军誓言:“非为权利名位而来,实为救国家扶桑梓。”

1920年1月1日,祖父摄于广州,时任靖国军驻沪粤代表。祖父自辛亥之年,终生不蓄发。

1922年初夏,祖父随国民二军挺进中原,以实现救国的宏愿。在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年代,二军在胡景翼将军统领下,纪律严明,以“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胡将军在军中与兵卒共甘苦,不蓄私财,不治家人生产,将士人人用命,二军遂成劲旅。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起,10月下旬,胡将军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中旬,二军冯毓东旅东开策应,在华阴与北洋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对峙。刘镇华诈和,由华县知事魏祖旭转来求和信。冯将军与祖父和彭仲翔等商量后决定,与镇嵩军议和。11月17日,祖父与彭公出发,刚出华阴一里多,祖父即从马上跌下受伤,折返县城,而彭公率厨师和两名卫兵赴华县,孰料当晚即被勒杀,尸横城隍庙殿东。冯军陷入镇嵩军憨玉琨部重围,外援无望,粮尽杀马充饥,血战六天,才得以突围。

1925年初,胡将军获张季鸾先生密报:张作霖、阎锡山与刘镇华联手,准备剿灭国民二军和三军。胡将军当机立断,以迅猛攻势,一举击溃憨玉琨部,获豫西大捷。此时,胡将军踌躇满志,正待联合进步力量,在中原推行新政,进而一统中国,不料臂疮复发,气将绝猛呼:“英雄至此,肝肠寸断矣!”从此,国民二军衰败,在直、奉军阀夹击下全线瓦解。祖父避居淞沪,鬻文为生,收集辛亥革命史料,著文表彰陕西革命烈士。

胡景翼将军

二、办报启民智

1931年初,祖父应于右任先生召,至南京助先生编纂西北革命史料,是年秋,应杨虎城将军邀请,返陕从政。但他痛心地看到,所谓“革命”,并未出民水火,深感罪疚,因此不愿加入政府,而期于报业,启迪民智,救国救民,经艰难筹备,于1935年3月,创办《秦风周报》,倡言:“述往事以励来兹,缀旧闻而策后起,同赴国难,光我秦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先生急电祖父,打探实情,两位挚友立场一致,反对张、杨兵谏,主张拥蒋抗日。祖父虽与杨将军交情甚笃,但当此国难危重之时,只能决然停刊,以表态度。《秦风周报》自创刊至停刊,不足两年,出版凡八十四期,祖父每期必著文,在国势阽危下,标举士气,伸张民气,克尽言责。

“西安事变”后,祖父(后排左三)、邓宝珊(前排左二)等为杨虎城(前排右二)送行

次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族抗战开始,五月,祖父创办《秦风日报》,重申“值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惟知抢救国家,复兴民族。”誓言“苟有利于国家民族,抗战建国,官民之精诚团结,以实现清明合理之政治,吾人必一本初衷,直言无隐,绝不有所顾惜,全小我以害大我,利私人以误国家。”

此后六年,祖父反复强调,报纸发行人及董事“是对西北革命,对民国建立,尽过微力,拼过生命的一群,而且始终保持自由职业的立场。”“我们自辛亥以前的同盟会起,直至现在的全面抗战止,固守西北革命党人的人格,从不蝇营狗苟地妄求自己个人的权利。以创办本报说,我们受尽艰难辛苦,但是,从未受任何方面、任何派系、任何个人的津贴。”

综观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五十年间,几度易代,王旗变幻,面对这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祖父与许多志士一样,投身改朝换代的斗争,死生不顾,利害不计。辛亥之役及护法运动中,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为的是推翻专制,求得民主。

祖父推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为是“救国救民的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良药,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是实现世界大同的针则。”

祖父曾对中华民国报以希望,“无时无刻不憧憬民主,……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实施宪政。”眼见国民党派系倾轧,朋党相残,祖父痛心不已,撰文《论政敌》(1936年9月14日),盛赞“美国政治家对政敌的态度,令人叹羡其文化涵濡之深,政治家襟量之雅,可以取法。”并赞扬中山先生以国事为重的虚衷雅量:“中华民国成立,二十五年之间,也演过多少当道对政敌的恩怨,但是残酷的结局多,忍让的成果少。惟有孙中山先生,在当国的时候,与彼时的政敌北洋政府,有过一度开诚的协商,躬身北上,明白宣示对国事的主张,后来虽未有成就,然而,大政治家的胸襟抱负,实足为以后当道的开路先河。”

1943年末,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召开,祖父著文表示“愿宪政之实施,必以地方自治之完成树其基,尤以舆论之宣扬彰其效。临参会为此一过渡期间地方舆论之枢纽,宜如何领导国民,树立自治初基,宜如何建议政府,倡导言论自由,使国民在苦难之战事期间,逐渐养成过问政治的能力,使政府在凡百施政之际,亦能尊重民间的意见,庶将来战事结束,宪政之坦途,已经开辟,则宪政之实施,自能事半功倍地顺利进展。”

在《培养议会风格》(1943年12月14日)中,祖父认为,“民意机关之设置,其作用不外两端:一曰使人民意志得以上达,一曰使政府施政要旨得转达于人民。藉此沟通政府与人民之意志,推进法治,启导宪政,其意义至为深鉅。…… 吾国宪政正在推进过程中,参议员之一言一行,与参议会集会之方式与风格,虽不能尽如民主先进国之议会,要亦当注意培养,为实施宪政扎下良好根基。”

抗战后期,《秦风日报》处境艰难,1943年8月中旬,杜斌丞先生力促《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以共渡时艰。当时,报社经费紧缺,员工待遇在西安报界最低,祖父始终与同人患难与共,白天,常与他们共餐,吃三等黑面,佐以食盐和辣椒,晚上,在土蜡烛光下,著文至深夜。报纸印刷所用土纸,粗糙,泛黄而易脆,纸中杂以碎麦草秸,字迹模糊不清。

两报联合后,祖父在备忘录记下:周恩来托杜斌丞转告报社同人,谓“西北需要本报生存,希望勿过于突出,免遭毒手。”起因是,原《工商日报》张性初先生任《联合版》副社长后,祖父开明,让性初先生分管人事。性初先生早年加入共产党,矢志不渝,相继聘用著名党人,如耿坚白、梁益堂、李子健等,使《联合版》日显左倾,激进,到1945年初,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联合版》成为机关报,更不避权威,抨弹时政。

三、君子不党

祖父自幼立志悬壶济世,不幸生逢乱世,为救苍生,三度秘密入盟。辛亥革命前,他歃血为誓,加入“同盟会”,以推翻专制,创立共和。但他深知,“同盟会”流品糅杂,为武力推翻满清王朝,不得不结纳新军中会党与渭北刀客等。因此,民国初创,他即退出政界,赴沪求学。

1940年代初,祖父经好友杜斌丞先生劝说,先后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继而在国统区反内战、反独裁,瓦解国民党政府。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系秘密的政治团体,于1941年夏,经周恩来策划建立,约二百五十多名成员,包括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曾在国府担任高级幕僚的人士等。1949年9月17日,“小民革”在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告结束。

1941年,中共为建立第三大党,与国民党抗衡,力促农工民主党、民社党、青年党和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所谓“三党三派”)联合,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

这三个同盟均非政党,属“群而不党”的政治团体,同道契友相约,秘密结盟,聚散无常。

1924年初,祖父代表胡景翼将军,赴广州列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但他并未加入国民党。1950年代初,祖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一次,彭德怀将军拜会祖父,对他与“反动派”斗争的大无畏表示钦佩,询问是否有意加入共产党,并递上表格。祖父表示,自己是“旧社会过来的文人,觉悟尚低,”婉言谢绝。

祖父身经乱世,目睹政坛黑暗,反复告诫子女远离政治,尝言“中国社会是黑暗的,搞政治的多为政客,无甚好人,” 痛骂某为“党棍子”。

抗战胜利后,祖父目睹国民党贪腐不堪,压制民主,渐失所望,在1945年9月中旬写《秋夜杂感》,不无忧虑地说:“用新人,行新政,可以新天下耳目,可以一扫政治颓风。不幸,听说在重庆方面,因为“活动”新官者紧张热烈,各显要的门限为穿!在下者以奔竞钻营为得计,而新官亦遂一批一批发表。这种风气一开,不知道对于中国政治前途的影响如何?”

1945年9月1日,在《自己的话 — ‘九一’记者节献辞》中,祖父写道:“目睹人民支持战争之艰苦,对于罔民之官、贪污之吏,不惜予以无情抨击。我们非不知权不可忤,力不可犯,然而,良知所系,责任所在,曷暇为国人耍危计耶?向后国家步入建设途中,我们更要一本此旨,勉尽言责,凡阻碍国家进步之黑暗势力、倒退的现象,我们均不惜与之敌对。”

抗战胜利,国共为争夺天下,再度以兵戎相见。祖父心急如焚,望治甚殷,数次撰文,坚决反对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主张向国内呼吁。

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祖父欣喜万分,撰写社论评道:“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当其性质、组织、职权等尚未公布以前,我们固不能多所评论;然而,参加此会的份子既将包括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并共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且决定迅速召开,亦可证明,国共两党确具有“天下为公”的精神,殊足钦佩!……果能如此,则国共两党之造福于国家民族,又岂可以道里计耶!”

1945年11月中旬,在“内战的烽火,行将扩大,中国人自相屠杀的惨局,又复演出”之际,祖父借纪念中山先生八十诞辰,再度盛赞“先生一生尽力国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故自辛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以后,十余年间,外抗帝国主义,内讨军阀专政,都为的是救此垂危之中国。晚年鉴于军阀混战之局,戕贼民生,消耗元气,对自己曾经声讨之军阀,亦欲释兵言和,以主义感化,使之纳入正轨。一九二三年,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期与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护法诸者,以和平方法,求得全国之团结统一。一九二四年,发表《北上宣言》,对时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凡此大节,足见中山先生谋国的忠诚,胸怀的伟大,能降节迁就,能委曲求全;故于北上以后,疾病侵寻,弥留之际,尚频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以逝。而《和平统一宣言》内亦称:‘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这些足以发人深省的遗教,凡今日纪念先生的国人,尤其是国共双方的当局,均应刻骨铭心地资为楷式!”疾呼国共双方“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而不顾小我的利益。所有的国事纠纷,均应以会议协商的形式解决,而不主轻启兵戎。中山先生北上时,宣言要召开国民会议,其意就是如此。…… 希望双方仍以中山先生为法,从速进行重庆的和平谈判,以会议商谈方式解决一切国事纠纷!”

十天后,在另一篇社论《我们何以反对内战》中,祖父主张,国共两党应“迅速停止内战,所有争议,均以会议解决为原则。…… 民主同盟,为国家惟一无武力背影之政党,且为中外属望调停国共冲突之中间势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应善尽职责,促成两党之团结,为全国人民请命。…… 全国裁兵方案,应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详为规划。…… 彻底形成军队国家化,永远根绝以武力作党争。”

当时,除经济困难外,报社还遭受政治迫害。国内新闻统制最严密的地方就属西安。当地的报纸,大小十数家,多为官方或半官方报纸,惟有《秦风日报》始终保持无党无派的立场,不避权威,为人民发言。《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出版后,仍卓然独立一段时间。

祖父利用报纸揭露省府和各县的贪污舞弊,令当局非常忌恨,国民党省党部主任谷正鼎骂道:“《秦风工商报》这批‘屁红子’,简直比共产党还可憎。”于是,当局便想方设法搞垮《联合版》,初则利用新闻检查,扣压社论、专论、特稿等,迫使报社要么违检,要么开天窗。后来,甚至连公祭井勿幕的广告,分送西安各报,惟独封锁《联合版》。祖父是井公的老部下,对此极为愤怒,执笔为文,痛斥国民党和党棍谷正鼎:“勿幕殉难后之二十七年,中国抗倭之战完全胜利,国际间对我国之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革命之功,已收一半之效,此可以告慰一切先烈地下之灵,勿幕英魂有知,当亦可含笑点首矣。然而所不幸者,革命愈演进,而官僚宵小之渗入者亦愈多;党务愈发达,而党官之趾高气扬者亦愈甚。故今日之民国,有人称为官国;今日之办党者,许多忘记人民,忠直之言,视如仇敌,排挤之谋,愈演愈烈。”(《追念井勿幕先生》,1945年11月21日)

自此以后,《联合版》与当局公开对决。国民党CC头子李犹龙、谷正鼎指使特务,通令各级党部、政府甚至机关、团体、学校等,一律禁止订阅《联合版》,强令各商号不准在《联合版》刊登广告,强迫报贩不准卖《联合版》,企图从经济上扼杀这份报纸。

国民党无意于民主建国,忙着与共产党争夺天下,在陕甘宁边区周边集中军队,准备内战。故乡耀县正处于红区白区之间,每当国军调动,都骚扰百姓,先头部队开进,先挨家搜查,发现空房立即圈定,等大部队一到,即强行入住。

一次,祖父回乡省亲,家中闯入几个国军兵痞,索要蒸笼。当时,家中人口少,仅有三个笼屉,他们要统统拿走,祖父不准,为此争执起来。兵痞蛮横地说:“蒋委员长派来的军队,敢不借给笼用?”祖父回答:“蒋委员长也不能不让百姓吃饭吧!”这话惹怒了兵痞,他们立即将祖父绑到连部,吊起来用木棍毒打,祖父不屈服,怒骂不绝。曾祖母情急中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跑到县衙喊冤。县长得知,亲往连部交涉,才放人回家,祖父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部队长官得知祖父是报人,上门赔礼道歉,并给疗伤。

2月8日,杜斌丞先生从渝返陕,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联合版》发表谈话,认为:“改组政府之意义是结束一党训政,开始政党与社会贤达之合作。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实为趋于政治民主化的起点。……今日的中国和世界,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谁也阻止不住。”蒋介石接获胡宗南密报,回电对“杜斌丞和《联合版》严密注意,并随时具报。”从3月起,国民党西安当局先后数次组织特务,捣毁报社营业部,向印刷厂投掷燃烧弹。

国民党特务捣毁《联合版》营业部

一时间,家里连续接到恐吓信,内装子弹。其中一份所谓“中华铁血斩奸团西北执行部敬告西北人士书”叫嚣:“本部奉总团部(上海)的命令来西北执行任务,已近五月。……我们有铁的事实,来证明《秦风工商联合版》,是受延安中共享金钱来收买的机关报,该报社内的工作者,大多是中共的御用品,更有铁的事实,来证明陕西的民主同盟,就是中共的公开活动组织,成柏仁、耿坚白、李子健、李敷仁、王居仁(菊人)、杨明轩、杨晓初、韩望尘、关梦觉、梁益堂等,都是中共在西安公开活动的主要角色,……你们如果真不觉悟的话,看我们的手枪,看我们的特殊武器,不要怪我们言之不先也。”

恐吓信第二页

当局对《联合版》的迫害加剧。3月底某天,军警以“吸食毒品”为由,逮捕报社法律顾问王任先生,4月中旬,未加公审即执行枪决。王先生临刑,神态自若,痛骂特务:“你们要来这一手,真是无耻至极!”特务将布告贴在《联合版》印刷厂的巷口,以示恐吓。不久,特务在副刊编辑李敷仁送稿归途,将其绑架,蒙上眼睛,推入汽车,开到咸阳塬上麦田,连开两枪,所幸子弹未致命。李先生被营救后送入边区,轰动一时。

4月底,蒋介石将赴西安部署内战,胡宗南严令,在西安街头不许见一张《联合版》,派秘书长赵龙文(当年,合谋暗杀著名报人史量才者,即此屠夫)指挥两千多名军警和特务,将位于冰窖巷的《联合版》印刷厂团团围住,并在邮局、车站等处设卡,严禁报纸发行。一连三天,报纸发行受阻。祖父大义凛然,亲率同仁,上街卖报、贴报,与军警对抗。此后,祖父顾及一百多名员工的安危,经与董事商量,决定停刊,并撰写停刊社论,于5月3日红色印刷最后一期,终其报人生涯。

老宅附近,突设路摊,斜对面开一茶铺,特务严密监控,四周游动。某日,一个特务叫开门,进院窥探,祖父上前盘诘,特务支吾说收房税的,祖父大怒:“要房税,叫胡宗南来!”左右开弓,打得特务鼠窜。

1947年3月20日,杜斌丞先生横遭陷害,被捕系狱,1947年10月7日凌晨,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遗言:“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杜斌丞先生

一时间,白色恐怖弥漫古城。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主席张澜迫不得已,宣布解散民盟,而沈钧儒等在香港成立新的民盟中央,与当局对抗。此时,民盟西北总支部成员或避难沪、港,或进入边区。祖父受老友的临终嘱托,坚拒避难,领导民盟西北总支部,坚守西京,其临难不屈的精神,由此可见。祖父与杜公结义于三原弘道高等学堂,杜公遇难后,祖父拟文,请寇遐先生书写一条幅:“晨昏一杯酒,风雨故人来。”挂在卧室,以悼念故友。

那时,祖父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转而支持共产党。危难之时,祖父能幸免于难,除好友于右任、邓宝珊、高桂兹、李虎臣、马青宛、石凤翔等保护外,还因他是同盟会员,“西安事变”及抗战时期,坚决拥蒋抗日。而蒋公介石对同盟会员还念旧情。

当此时,内战烽火遍国中,短短三年,国民党败局既定,人心已去,兵败如山倒。西安民生凋敝,物价飞涨。1949年5月中旬,“西北王”胡宗南逃离古城前,密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钊,按黑名单裹胁民主人士南逃,不从就杀。董钊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后投奔国民二军,在高桂兹部任连长,祖父曾任国民二军参议,因此,董对祖父执礼甚恭,常在胡宗南面前为他开脱。某晚,董派副官候某到老宅,径直走进上房,见了祖父,寒暄几句说:“成先生,我们准备往西南撤退,您是否准备一下,跟我们一起走。我回头派人来接。”祖父稍加思索,答道:“不行呀!我上有老,下有小,身体又很虚弱,不打算再飘零他乡了。”送走候某,祖父立即换上长衫,由我三叔陪着,从北油巷后门出走,直奔西大街,叫辆三轮车,往东而去。

当晚,大姑和三叔躲到舅家,祖母与二姑、三姑守在家里。她们插好大门的三道门闩,用顶门杠顶住大门,又关好二门。凌晨三点多,一辆汽车在老宅门口刹住,接着传来嘈杂声,急促的敲门声,全家人屏气静听,门外军警叫门,又敲了几下,不见动静,上车匆匆离去。

18日,胡宗南及其亲信仓惶出逃,急命警察局长萧照组成一千多人的“火焰别动队”,准备焚城,并炸毁西京电厂、大华纱厂、桥梁和公共设施,突击枪杀十八名政治犯。因解放军一野六军进军神速,古城才幸免于火灾。

19日,中共西安地下交通站站长吴伯畅先生突访老宅。吴先生曾为杨虎城将军部下,在绥靖公署时与祖父结识,“西安事变”后加入中共,1940年代初,潜伏西安,成为中共在西安的三条秘密交通线之一。《联合版》被查封后,吴先生常扮作商人,来老宅与祖父长谈,每次都带来边区印刷的书籍,包括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使祖父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那天,身材魁梧的吴先生身着中山装,胸前别着青天白日徽章,一进门,就操着山西口音,激动地对祖母说:“老嫂子,就要解放了!我马上要见成老,有要事商量。”三叔领着吴先生,乘三轮车去祖父的藏身处。他们见面,双手紧紧地握住,吴先生说:“成老,部队就要进城了,有要事和你商量一下。”祖父支走我三叔,与吴先生谈了很久。当晚,祖父返回老宅。

第二天上午,全家正围坐在饭桌进餐,一碟辣椒,一碟生胡萝卜丝,一大碗凉拌饸饹,忽听远处一声巨响,夹杂着稀疏的枪声。一阵寂静后,街道人声喧哗。原来,六军四十九团战士用炸药包炸开西门,冲入西大街。因守城的民众自卫总队起义,解放西安,从发起进攻到会师钟楼,仅用六个钟头。饭时,解放军战士赤脚立在街旁,吞吃自带炒面,这场面让祖父感慨万千,连称“义师”。

22日上午,六军将士分三路纵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势昂昂地从南门入城,几十万市民涌上街头,夹道欢迎。

四、 民主人士难言“民主”

1949年6月中旬,共产党筹备开国。那年9月初,祖父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代表团乘汽车从西安出发,在山西换乘窄轨小火车,沿正太铁路至石家庄,从德石铁路到山东德州,再转津浦铁路,经天津到北平,整个旅程历时九天。当时,经济状况艰困,代表团成员大多身着灰粗布中山装,赤脚穿厚军鞋,到了北平,住六国饭店,侍者私下称他们“土八路”。为穿得体面一点儿,代表团发一点儿补助费,每人购买一双布鞋,两双袜子。此行祖父特意带一件长袍,而那身灰粗布中山装,直到他逝世,仍存在卧室一漆皮脱落的衣箱中。

1949年9月,祖父在北京北海公园

10月1日,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祖父作为六百二十二位政协代表之一,站在天安门城楼,目睹开国盛典,欣幸不已,认定共产党人主导的联合政府,应能胜任“辛亥革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使命。

同月8日,祖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悼念杜斌丞兄》,充满信心地说:“民盟在西北的出现,由酝酿以至成立,始终是正义的,革命的,战斗的,不妥协的! 当时,我们决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独裁专制!我们要国家独立,要人民民主!当时就是向一边倒的形势。这是西北民盟的总决策,也是西北民盟的独特点,至今日西北民盟同志,可以说依然故我,吾行吾素,不是因人为熟的!”

1950年1月19日,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祖父讲演时不忘普选:“西北军政委员会,虽然尚不是经过全西北人民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政府,但是在一两年内,将要过渡到而且组织成这样一种普遍全国的政治制度。”他还针对土改和法治提出忠告:“应鼓励中农贫雇农,勤劳耕作,加紧生产,不应观望不前,不应坐待分地。反地主,应知是消灭地主阶级和剥削制度,绝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反恶霸,必须分别罪恶大小,必须送交人民法庭,不宜乱打乱杀。”

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推行新政,深得民心,让祖父对“为人民服务”的新生政权充满期待,在《先母刘太夫人行述》中,祖父记述了1950年返乡探母的情形:“本年四五月间,不孝柏仁,专归省视,见先母饮食动作,虽不如已往,但尚能勉强支持,先母偶问:‘儿近来做啥事?’答以在文化部工作,问:‘文化部做啥事?’答:‘领导戏剧、音乐、电影等,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先母说:‘这大概是高台教化,儿应好好办事,要对得住老百姓。’因向先母缕述,毛主席、共产党,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现在都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做事,时正春耕,因并述及各省县首长,亲自下乡,及各地妇女结队赴田间,帮助老百姓锄麦等生动故事,先母欢然,并说:‘这样正经的政府人员,我一生尚未看见听见过,如果不是老病的话,我也要下地锄一回麦,同这些年青人比比。’室中侍奉诸人,均欢然一笑。”

同年7月18日,祖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谴责地方政府某些领导,在推行折实公债时,“邀功心切,重视任务,忽略政策。”批评共产党“未能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明确地贯彻到省以下的各级政府和各级人们代表会议中。……忽视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将这些人关拒在门外 …… 得不到献身公众事业的机会,生活也无着落,激愤之余,未免对政府举措,私居批评。”

1951年初,祖父一身粗布,出席文化部行政会议,与茅盾、郑振铎、周扬、夏衍等合影

百废待兴之际,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张奚若先生听说中共准备派兵“抗美援朝”,连夜进中南海,规谏毛泽东,应尊重历史教训,万不得已,不可轻易与美国一战。祖父亦有同感,反对出兵朝鲜。据《陕西日报》总编张光回忆,祖父面对记者采访,表示反对“抗美援朝”,认为建国初始,应休养生息,眼下出兵,恐于国不利。后经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劝说,祖父才放弃一己之见,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积极投身“抗美援朝”的宣传,并于1953年10月中旬,亲赴朝鲜,慰问志愿军。

1951年4月,祖父一身粗布,与习仲勋、杨明轩、赵伯平、范明等在西安迎送班禅

入朝前夕,祖父获知侄子张殿琨随军入朝后即失踪。原来,1949年10月,殿琨表叔正在西安高中读书,瞒着家人参加解放军,随一野第四军解放兰州,朝鲜战争爆发后,又随军赴朝参战,一去就渺无音讯。在金日成招待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宴会上,祖父见到彭德怀将军,将侄子失踪的事告诉彭总,托他寻找。可惜迄今遍寻无果。

1953年10月,祖父(前排右三)在朝鲜狮子峰

自此以后,祖父忘我地投入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扫盲工作,凡遇政治运动,祖父在公开场合,从不对共产党的方针表示异议,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也以自我检讨、自我反省为主。例如,1952年5月26日,祖父在《陕西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彻底改造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检讨自己“由于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缺乏严肃斗争精神,右倾思想时时出现。……因学习不够,理论水平差;加以年事渐长,精力已衰,往往不耐繁琐,简单急躁地处理问题,……‘三反’运动中,因某些问题严重复杂,愤激急躁更甚,主观成见暴露得更多,引起同志间不必要的疑虑。”

1954年8月20日,祖父(位于沈钧儒与张澜后)出席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报告

1954年9月26日,祖父在全国第一届人们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发言,盛赞“三反”斗争,“虽负重要责任的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造成罪行,也同样地受到了国法、党纪的制裁。”并引用张治中先生的话:“这一下共产党一定万岁。”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应该提出正直大胆的批评,要求任何一个受批评者,都应虚怀若谷,休休有容;任何一个批评者也要本‘治病救人’、‘爱人以德’的古训,为保卫祖国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而进行认真负责的批评。”

1954年9月,祖父(前排左七)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国共党人及各界人士合影

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天安门城楼盛邀民主党派人士“大鸣大放”,对中共提意见。

起初,祖父也以为,此举是共产党“清明政治”的表现,积极响应,但习仲勋、姑父张邦英、好友杨明轩、以及我父亲都劝祖父慎言!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约见祖父,诚挚而言:“如提意见,就针对我一人提好了。”5月18日, 祖父撰文《整风要从领导整起》,就党、政工作矛盾问题批评德生书记,谈及三门峡水库移民;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中共省委会议;尊重老农经验,仍旧沿用两年三收。同日,民盟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参加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的通知》。

“反右”前夕,陕西省先进文艺工作者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左二起:李合邦、唐洪澄、

成柏仁、张德生、韩兆鹗、孙蔚如

孰料二十多天后,情势突变,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整风”转为“反右”,这让思想有些准备的祖父也大感意外。

6月12日,祖父在《人民日报》上主张“要鸣要争要明辨是非。”从六月中旬起,民盟中央以举行座谈会为名,开始“反右”斗争,并于当月19日发出《关于号召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通知》,指示盟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成立反右斗争临时领导小组,由祖父的朋友杨子廉先生领导,因祖父自1954年患血癌,(1930-40年代,印刷设备简陋,祖父长期接触油墨,导致苯中毒。)已坚持工作三年多,当时正在病休。8月2日,民盟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派斗争和盟内整风的指示》,命陕西盟省委、市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祖父等七人担任召集人。所谓召集,即通知盟员开会,按照中共内定的名单划“右派”,祖父所能做的,惟有竭力劝人检讨,尽力减轻处理,加之他身心衰颓,壮气渐消,仅能勉力为之。

祖父抱病视察

6月下旬,祖父抱病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顺便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全盟整风工作会议。6月28日及7月12日晚,祖父两次去沈钧儒先生家(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参加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议。7月15日,人大会议结束,祖父返回西安,当日就住进第四军医大学医院。

晚秋某天,二叔去医院探视,祖父问及西安医学院的“反右”情况,二叔说许多老教授遭受批判。祖父听后深感忧虑,沉痛地说:“那以后他们又如何教书育人呢?”

1958年2月初,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在即,当时,祖父已到血癌晚期,医嘱静养,沈钧儒先生致函祖父,强调会议重要,务必出席,祖父不顾医生与家人劝阻,决意与会,直接从医院出发进京,他前脚走 祖母就带着老衣随行。会议期间,祖父昏倒在会场,送至医院时吐血不止。

祖父住院期间,《联合版》原编辑赵燕南时在《工人日报》,因划为“右派”,被迫远去北大荒劳役,妻子代他前往医院探视,祖父安慰她说:当年在《联合版》共事的同志,对党是忠诚的,受到误解,终会重新得到信任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前来探望,祖父紧握习公双手,含泪表示,自己做的工作太少。

祖父自知不起,嘱咐祖母将存书捐献。3月24日午,祖父病逝,27日,公祭大会在嘉兴寺殡仪馆举行,极备哀荣。国共两党的朋友,如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彭真、邓宝珊、赵寿山、屈武等献上花圈,沈钧儒、习仲勋、张治中与成家亲友执绋,将祖父葬于八宝山。

4月23日,民盟中央又发出《关于号召全盟开展向党交心运动的通知》,盟省委基层组织提出“苦战一周,交心一万条”,盟员们被迫“三交”(交深、交透、交净),“四比”(比多、比快、比广、比深),已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反右”运动中,民盟陕西省盟员中,定为右派分子的161人,反革命分子41人,坏分子22人,占全省盟员总数的10.4%。九泉之下的祖父哪里知道,从此以后,中国“运动”不断,直至祸国殃民的“文革”,离他为之奋斗且向往的宪政越来越远。


附录: 《秦风·工商联合版》报人的运命

1943年初,国共明争暗斗之际,周恩来在重庆指示王炳南,在西北物色一份进步报刊,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王炳南遂面商杜斌丞,请他与“四联银行”分行经理田一明出面,邀请《秦风日报》成柏仁与《工商日报》刘文伯商谈,两报合并,发行《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周恩来同意这一计划,并指示:报纸不要太红,不要锋芒毕露,以利生存。

两报联合后,祖父出任社长,将人事权交给副社长张性初先生。张先生早年加入共产党,忠贞不渝,在《联合版》成立伊始,便延揽著名党人(如耿坚白、李子健、梁益堂等)及左翼文人(如郑伯奇、李敷仁、关梦觉等),参与报务。

1945年2月,《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总支部的机关报,政治倾向日趋明显,反内战、反独裁、反分裂。1946年初,《联合版》连续发表张奚若、杜斌丞的政治吁求,倡言民主宪政,矛头直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西北王”胡宗南根据蒋的旨意,密令枪杀《联合版》发行人杜斌丞、编辑李敷仁、律师王任,派遣特务殴打记者、报童,捣毁报馆,向印刷厂投掷燃烧弹,5月3日,《联合版》被迫停刊。

1949年,《联合版》报人大多加入新生政权,期于民主宪政。但好景不长,1957年之后,他们相继遭难,无一幸免。仅以四位著名共产党人惨死“文革”的遭遇为例,简述如下:

耿炳光 (1899~1972),名坚白,陕西澄城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 1924年冬加入共产党,经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举荐,赴陕北说服杨虎城、井岳秀等信奉“三民主义”,同时在绥德发展党团。1927年初,他奉中共中央指派,返陕组建陕甘区执委会,是年五月,任中共陕西省委首任书记。1928年初,中共临时政治局严令陕西省委组织暴动,形成红色割据,但坚白先生认为,革命力量尚弱,不应盲动,遂被中央定为“右倾”,予以撤职。2月13日,陕西省委任命他为陕南特委书记,举行年关暴动,他未赴任,而加入中共“托派”,隶属北方区委员会,并进入报界谋生,任《上海新报》记者。

1939年9月16日,坚白先生作为《扫荡报》记者,与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祺、《新民报》记者张西洛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坚白先生笔录并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3年初夏,《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张性初拟聘坚白先生为主笔,但遭到杨明轩(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后为民盟主席)、王超北(中共早期党员,1940年代,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和杜斌丞的反对,张性初力争,才将坚白先生聘用。中共一大代表,“托派”领袖刘仁静落难西安时,经坚白先生引荐,给《联合版》撰稿,以维持生计。

1949年后,坚白先生任宁夏大学副教务长等职,“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于1972年5月5日,背负“托派分子”的罪名,郁郁而终。

李子健 (1901~1966),原名李秉干,陕西三原人,1922年入上海大学,1924年加入共产党,次年10月,奉中共中央选派,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11月返陕,任教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该校由著名党人邓希贤(邓小平)及史可轩主持,为中共培养军事干部。来年5月,子健先生协助耿坚白组建中共陕西省委。

1928年初,国民党“清党”,他被逮捕,系狱一年,出狱后虽脱党,但信仰未变,在《大公报》任编辑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西安事变”期间,他积极活动,促进杨虎城十七路军与红军联盟,并受杨将军之托,协助红军筹款、征粮。1942年,子健先生加入民盟,任西北总支部宣传部副部长,1944年及1945年间,先后两度任《联合版》社论编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所担任的社论撰写,往往事先与超北讨论,终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工作。”

1949年后,子健先生历任陕西省林业厅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文革”初期再遭迫害,于1966年9月愤而自杀,夫人忧郁而亡,身后无嗣。

梁益堂 (1902~1974),原名梁德邻,化名梁尊一等,陕西三原人,1925年1月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系肄业,1925年冬加入共产党,奉命在渭南赤水一带,组织农会和红枪会,并于1928年春夏之交,参与渭华暴动。1929年7月初,省委派益堂先生赴陕南,任特派员兼特委书记。

1933年3月中旬,省委派益堂先生去照金苏区,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正待出发,不幸在西安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与陶铸、章汉夫等羁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七七事变”后,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益先生堂出狱,失掉组织关系,从事报业或教书谋生。1944年8月,益堂先生应张性初之邀,担任《联合版》编辑室主任,并介绍多名共产党员入报社。

1945年8月下旬,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祖父撰写社论《团结在望,国家之光!– 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希望国共以“民主原则,来解决国内问题,”相忍为国,不要“祸起阋墙”。社论开头称“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新闻检查处认为,此篇社论“精神北上”,失掉“立场”,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改为“匪首”。益堂先生据理反驳“检察官”:“如果说毛泽东是匪首,今天蒋委员长是一国元首,竟和所谓“匪首”坐在一起谈判,岂不有失体统?”他与祖父商量后,决定“违检”,照登原文。1946年春,益堂先生下班,步行至钟楼附近,突然,国民党特务驾驶卡车,将他撞倒,致使左腿骨折。

1949年后,益堂先生从事师范教育,并兼任咸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响应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号召,在《西安师院》上发表《揭露本院工作中的矛盾 — 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一文,被定为“极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文革”期间,他受“陶铸叛徒案”株连,于1967年8月,由陕西师大红卫兵押往北京羁押,1968年3月16日被捕,入秦城监狱,1974年屈死狱中。

益堂先生一生,五次入国民党大狱,对共产党坚贞不贰,孰料晚年却惨死共产党的冤狱,哀哉!

   张性初(1902~1971),原名张炳仁,化名醒初,陕西渭南人,1920年,就学私立咸林中学时,结识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后随魏转入西安成德中学,1925年加入共产党。

1926年春,惯匪刘镇华在直、奉军阀煽惑下,率十万土匪围困西安,三秦豪杰李虎臣和杨虎城(时称“二虎”)率全城军民,坚守八个月,死难者多达五万。性初先生时任中共西安地方执委会委员,在古城存亡之际,发动群众,誓死守城。当时,张夫人彭淑贞(早期共产党员)与方鉴昭(早期共产党员,烈士)、谢葆贞(共产党员,杨虎城夫人)组织宣传队,慰问将士,发动募捐,人称“巾帼三杰”。10月,陕西妇女协进会成立,彭女士又与方女士创办《陕西妇女》,倡导“妇女解放”、“反对男尊女卑”,来年,又与方女士创建妇女识字学校,分任正、副校长。

1927年3月,性初先生出任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书记,仅数月,革命运动便成燎原之势,农会遍及渭北各县,7月,任三原县委书记。性初先生在白色恐怖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其间,曾两度入狱。1930年,他在上海任中共交通员时,和夫人及女儿同时被捕。在狱中,夫妇坚贞不屈,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出狱。此后,性初先生返陕,协助著名党人南汉宸进行抗日民众动员和兵运。

自1935年起,性初先生任《工商日报》副社长,“西安事变”中,兼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在周恩来领导下,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3年8月,他担任《联合报》副社长,促使报纸从无党无派的立场,转向左翼。报纸被迫停刊后,他受中共委派,抱病三次去皖南,策动国民党第八十八军起义。

1949年后,性初先生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62年7月6日,经多年努力,重新入党。“文革”爆发,性初先生惨遭迫害,并遭监禁,出狱后一度失语,于1971年3月含冤去世,临终遗言,仅“你说 …… 你说……”。

成小秦:往事只堪哀– 写在父亲九十冥寿之际

一、逼上“山那边”

父亲成青阳(成景晖)的经历简单而清白,据1951年审干时所写《自述》,父亲从小学到高中(1930 – 1942年),整日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其间,他有两次可能更早卷入革命。

父亲的审干自述草稿(1951年)

一次是1936年12月初,西安爆发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吁请国民党政府“支持绥远抗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父亲参加游行,又随同学去富平县乡下,宣传抗日,历时两月有余。“西安事变”后,他就读的西安第一中学,有数位同学奔赴安吴堡,参加“战时青年训练班”。那是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干部学校,由冯文彬和胡乔木主持,三年间为中共培训上万名干部。好友周天保约他同往,但他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祖父母坚决反对,终未成行。不久,日寇逼近风陵渡,西安告急,中学南迁洋县,祖母也因他年龄小而不允随迁。

另一次是1939年夏,父亲考入西北农学院附属中学(位于陕西武功),由祖父至好曹继难先生照顾并辅导英文。入学不久,便有同窗离校去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或“鲁艺”求学。但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此类短训非正规教育,而他的夙愿,是选读工科,成为教授或工程师。

祖父历经清末乱局,军阀混战,为救国安民,被迫三次从军从政,但都不恋权财,洁身而退,或教书或办报,尝言中国政坛黑暗,纯洁士子,一涉官场,便腐败堕落,告诫子女远离政治,学习理工。这样的灌输,对我父亲影响很大。

中学时代的父亲(右)与好友姚德祥(纺织业专家)

高中毕业后,父亲向往西南联大,而祖父也希望他去昆明,远离西安,因为,当时国民党对西北的控制日甚一日,政治黑暗,法纪沦息。此外,祖父的好友张奚若先生时在西南联大执教,可予以照应。那年仲夏,父亲准备经重庆前往昆明,临行,学费尚无着落。祖父的挚友,著名书法家寇遐先生得知,奋笔不辍,卖字筹措三千元,使父亲得以成行。在重庆期间,父亲借住韩兆鹗先生家。韩先生时任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战时车票特别难买,韩先生多处托人,代买车票,送他上路。多年后,父亲提及此事,仍对韩先生感念不忘,那时,先生已沦为“右派”。在渝逗留期间,他还拜会了父执于右任先生,先生对他鼓励有加,并给了盘缠。

父亲从贵阳赶赴昆明,考期已过,只得进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一年,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工程系。他在《自传》中写道:“初到联大,无论什么对我都是新颖的:民主墙上五颜十色,上面贴有批评反动政府的文章、《新华日报》、各类广告;演讲会、讨论会上,教授们公然抨击政府;同学们则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当时,云南仍是龙云的天下,民主气氛极为浓厚。这使一个刚从蒋胡匪严酷统治地区来的青年倍感惊奇,觉得痛快,觉得新生,为自己终于走到充满阳光的地方感到幸运。……假如不来联大,我将是多么可怜无知的人呀!在联大不上学,看几年,听几年,我也就知道真正的人生了。我开始真正知道‘民主’的意义。”

那年秋,祖父的至交杜斌丞先生抵昆明,住在族亲杜聿明将军家,当即叫父亲过去,送一千元作学费。杜公昆明之行的目的,是说服关麟征和杜聿明联共反蒋。那天,杜公假翠湖宾馆(远征军总司令部),宴请昆明的民主人士。宴会上,张奚若和李公朴借酒痛骂蒋介石,让杜将军十分尴尬。杜公在昆明活动近三个月,临赴成都密会民盟主席张澜之前,还在奚若先生处给父亲留下三千元。

1945年,张奚若先生与钱端升先生在昆明北门街唐家花园张宅

那时,家里汇去的生活费都存在奚若先生家,父亲按月支取。据文朴叔叔(张奚若先生哲嗣,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说:“那会儿,你爸常来家里,用陕西话说笑话,把外婆和家里人逗得直乐。” 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后(1945年上半年),因家里接济不上,他去宣威板桥镇初级农业职业中学勤工俭学,给毕业班讲授数学和英文,并代理教务主任,为期一学期。该校校长叫周金壁,为人正直,曾因所谓“思想问题”在昆明坐过牢。父亲教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考上宣威或昆明的高级中学。父亲离校时,老师和同学们都依依不舍。那年夏,父亲返回西南联大,转入土木工程学系。

1945年春,父亲在云南宣化板桥中学

求学期间,父亲的思想也起了变化。那时,他常去张家求教,奚若先生除讲做人处世的道理,也纵谈国内外政治,让他大开眼界,在张家结识许多著名教授,如闻一多、吴晗等。他在《自述》中写道:“我非常佩服张先生对国内政治透彻的见解。特别是“一二·一”血案之后,张先生为民主而斗争的坚强骨气,给我的感动最深。”

“一二·一”血案,是指1945年12月1日,国共内战爆发之际,昆明全市学生举行联合罢课,上街游行,反对内战。当日上午十点,大批军警手持木棍及扁担,冲进校园,殴打罢课学生,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师生四人,伤近七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

父亲记述:“特务数次冲击工学院,我们用电线架起电网,手提木棍,每晚巡逻护校。在文、法学院,同学们用身体顶住大门,不让特务冲进(十二月一日),为反对内战,牺牲了四位同学,我们抬着棺材,在昆明举行了空前的示威游行。…… ‘一二·一’血案的教训,使我从愤怒转向仇恨,投身民主运动。修正了此前对老蒋的看法:国民党‘臣皆亡国之臣,君非亡国之君’。”

与“一二·一”烈士诀别。右侧站立者为父亲

奚若先生眼见这个从不关心政治的青年,渐趋左倾、激进,慨然而言:“这是国民党替共产党招兵买马,从前积极的更前进了一步,中间的更积极了,落后的对国民党也采取了中间态度。”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奚若先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发表演讲《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倡言:“废除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为国家着想,为蒋介石先生着想,我劝他下野。”演讲稿由父亲寄给祖父,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上全文刊载。当时,除昆明的《学生报》,在国民党统治区,敢于发表这篇演讲的,惟有《联合版》一家。此举触怒当局,调遣军警、特务砸毁、焚烧并封锁报馆,致使联合报停刊。

4月初,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迁,父亲返回西安,停留一个多月。老宅处在特务监控下,频频接获恐吓信,这进而让父亲认识到:“西安是中国最黑暗的一角。”祖父担心长子的安全,命他尽快离开西安,去北平求学。行前,父亲去王家巷三十二号探望杜斌丞先生。杜宅门口站着两个特务,对面设一茶棚,扮作茶客的特务严密监视每一来客。杜公正在读书,见我父亲进来,非常高兴,谆谆垂询学业,反复叮嘱他小心特务,催他赶紧脱身去北平。不想这是他与杜公的永诀,

父亲到达北平,遵奚若先生建议,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继续学业。那时,他已从不问政治,转而同情共产党,但与清华地下党“南系”保持距离,仅参加外围组织“炼社”的活动,编辑清华学生自治会机关报《清华旬刊》。

在《创刊号》(1947年1月底),父亲撰写了《张奚若先生访问记》。访谈中,张先生纵谈宪政,认为:“ 宪政之第一要义为守法,而所谓守法是要官吏守法,不是要老百姓守法。…… 宪政是要向来滥用权威,欺压人民的政府守法。” 并痛斥国民党政府“既无能,又贪污”。

《清华旬刊》创刊号

杜公殉难百日之际,父亲在《清华旬刊》第二期(1947年2月6日),发表《忆杜斌丞先生》,在结尾昌言无忌:“杜先生是我的父执,我站在晚辈的立场上,有向社会父老控诉的责任;何况杜先生坚毅不屈,杀身成仁的表现,正是说明人民革命斗志的坚决。死,怕什么?谁不知道,通向民主自由的大路是斗士的白骨砌成的?从这点上说,我有责任把我所知的杜先生奋斗史写下来,给在苦难中的人参考:让我们更小心点,更坚决地走完杜先生未走完的这条大路。我想,这样才可以告慰于杜先生在天之灵!”

1948年4月,父亲与同学张家炽(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编印了《冀东行》,鼓动同学去解放区。月底,他主编了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在《从墙上看清华》一文,激情写道:“我并无意请君登墙观园,而且这里的“墙”,指的是清华民主墙。自由,民主,进步,铸成了这座墙的精神 — 也就是清华的精神,因为它扎根在每个清华人的心里,它能说出每个中国人的心声。……钟声、夜景、白鸽、云影并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清华,去体会清华的真精神。你必须走出工字厅高贵的客室,到这座涂得污秽的民主墙前看看,它会告诉你真的清华。尤其是清华园外,为竞选所谓“副总统”而闹得天翻地覆的人们,假若得暇,到清华民主墙前,看看清华自治会理事竞选的热烈场面,我想,他应该惭愧得臭汗一直流到握着民脂民膏的手心里!”

国立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封面

父亲(左四骑自行车者)在学运中

5月初,承印《清华旬刊》的印刷所(位于北京东单附近)被查封,父亲前去联系业务,差点儿让军警扣押。接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名单泄露,当局开始大逮捕。15日,陕西同乡袁玄晖告诉父亲,训导长李继侗教授紧急约他,说:“成景晖上了黑名单,捕风甚急,让他赶紧走。”

17日,父亲携程新达(后进入西柏坡,更名“左达”,曾任宝鸡市委副书记)到西斋,与同乡好友宋伯胤(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告别,反复叮咛伯胤照顾冯雨荪的家人,深情地说:“雨荪是我们高中同学和好友,雨荪的祖母也就是我们的祖母,我们怎能坐视不理呢?”当时,冯君的祖母带着两个女儿流落北平,生活困顿。

临行,父亲将私人物品,包括闻一多先生为他篆刻的图章,交付好友许应钟(水利专家,曾任辽宁省水利厅秘书长)。闻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父亲特别珍惜那枚图章。图章为紫纹玉石,阳文“成景晖印”,顶端刻“1945多”,侧面草刻“1948年5月,交许应钟保管”。四十多年后,许伯伯不负亡友之托,几经周折,打听到成家的下落,千里迢迢,亲赴西安,将那枚图章交给我母亲。

闻一多先生篆刻的印章

次日,父亲持地下党员孙荣庭(又名“孙放”)的介绍信,秘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折迭夹在纸烟盒内,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曾起干同行,从丰台车站上车,根据帽型和服饰,默默地跟着交通员,在唐山古冶下车,扮作开滦矿煤工,通过封锁线后,躲进高粱地,一直等到天黑,靠曾君的指南针,往解放区方向走,翻过小山西行,一路走走停停,大天亮时,看见村头墙上写有标语,进村一问,才知是两不管地区。他们未敢停留,继续前行,直到遇见儿童团员,才确知进入冀东解放区。

父亲投奔共产党之前,思想深受祖父和奚若先生的影响,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君子不党”的思想。

祖父身经乱世,目睹政坛黑暗,反复告诫子女远离政治,尝言“中国社会是黑暗的,搞政治的多为政客,无甚好人,” 痛骂某为“党棍子”。这些灌输对父亲影响很大,让他对“党”怀有戒心,而崇尚“清高”。

辛亥之秋,陕西光复后,张奚若先生随即脱离同盟会,远赴美国留学。返国后,先生或以教书为业,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与国事,针砭时弊。1946年初,国民党为阻止奚若先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污称他为国民党员,先生当即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1949年之后,先生作为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1957年,批评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惹得毛泽东大为不满。

父亲在昆明及北平求学期间,亲炙于奚若先生,思想根本转变。他在《自传》中数次提到:“特别感激张奚若先生几年来对我的民主教育,还有闻一多和吴晗教授对我的教育,使我明白,没有民主政治,我学工业是白学。…… 张先生是无党派人士,因此,给我另一方面的影响是,以为不参加党派更显清高,心想:追求民主,是为国家好,参加党派,多少都有点私见。”父亲认为,结党必营私,不仅与国、共两党保持距离,对民盟等社团也很有看法。当时,他并“不知闻一多和吴晗是民盟的,也不知父亲是民盟的,以后知道了,对这个组织也不重视。因张先生对民盟某些人向国民党妥协,也颇有微词。因此,在我的思想中是看不起民盟的。”他坚信“独善其身,靠技术吃饭,不看谁的脸。”

1947年夏,父亲在清华同学聚会上慷慨陈词

父亲进入冀东解放区后,即受重用,一度担任“知识分子训练班”大队长。当时,训练班负责人西林征求他的意见,组织毛泽东青年团(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父亲当即表示,他不想参加任何党派,认为“一旦参加组织,就失去自由之身。”其后,唐山市委书记吴德见父亲是工科出身,调他去唐山工矿企业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主任王林知他肄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调他去开滦矿务局军代表办公室,与英方交涉煤炭积压、解困及复工等事宜。王林再三动员他入党,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所谓‘清高’想法,是个人英雄主义,盲目崇拜民主人士。”但他入党的真实动机,还是出于“一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就是觉得身为党员,知道内情多些,且工作上方便些。”

 

1949年,父亲在山海关

父亲逃离北平后,家中音讯全无。1949年9月下旬,祖父的名字见诸报端,父亲才知他躲过劫难,赴京出席开国大典,便连夜写信,通过军邮禀告。至此,祖父方知,长子已投奔共产党。

参加“革命”之初,父亲对“党”仍有看法。从他残存的日记,或好友的回忆中,仍可看出,他对党内等级制,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大为不满。进城不久,秦皇岛市委某些领导便趋堕落,上班打麻将,甚至打得夜以继日,父亲批评道:“这是从乡下带来的游击习气。”市委领导开小灶,调来秦市的名厨,“天天如过年”,而一般干部吃大灶,天天高粱米,数月不知肉味。父亲津贴太少,成天为养家发愁。“三反”运动中,秦市代理书记石某传达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的指示,规定时限,揪出大虎、中虎、小虎若干。话说没几天,自己就被揪出,原来,大贪官张子善的送礼账册上,就列有送礼给石某。后来,父亲去省会出差,路遇石某,他忙为自己辩解:“青阳同志,我的问题说清楚了。”

参加“革命”初,父亲还是手不释卷

1952年初,父亲途经北京返陕探亲,与清华“河马”文学社文友重逢,郭利仁(后更名姜海,曾任职外交部美欧司)去他下榻的饭店会面,两人聊起“山那边”。 郭问:“48年那会儿,大家都唱‘山那边’如何如何,‘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那边情况到底如何?”父亲指着桌上的台灯,说:“你们看到的,是有光的地方,我却看到背光的地方。”


注释:

张奚若(1889-1973),字熙若,同盟会会员,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后,曾任教育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寇遐(1884-1953)字胜孚,号玄疵,著名书法家,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4年,寇公参与北京政变,翌年12月,任许世英内阁农商总长。

韩兆鹗(1890-1970),字卓儒,曾任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后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后,曾任陕西省副省长。1957年,韩先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冤死狱中。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著名书法家,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

杜斌丞(1888-1947),名丕功,字斌丞,民主人士、教育家,民盟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36年12月12日,杜公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接蒋介石密令,逮捕杜公。同年10月7日,杜公英勇就义。

山那边好地方  左弦 作词   罗忠熔 作曲 1947

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做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


附录:《清华旬刊》作者时乖命蹇

1948年4月初,《清华旬刊》重生,父亲与编委邀请前辈撰文,以“爱护清华”为主旨,纪念校庆。父亲用笔名 “戈京”,撰文《从墙上看清华》,赞许清华的“民主墙”,并断言“这座墙扎根在每个要民主的人心里,他们是推不倒的!”

4月27日,《国立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发行,不久,父亲便投奔解放区。二十年后的1968年5月,父亲“偶于旧书摊中获得此刊,披览宿构,昔日学运情景涌现心头,恰如该刊社论标题所示《风涛险恶,守望清华》,又若置身于刀光剑影之中。” 六十多年后,我翻阅这本页面泛黄的《旬刊》,发现除三篇文章因笔名无从稽考外,凡署名作者,1949年之后,均命运坎坷,不禁长叹。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冯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应约撰写《清华的回顾与前瞻》(第6页),谆谆教导学子:“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不管政治及其它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学术传统,向前迈进。对于中国前途有了解的人,不管他的政治见解如何,对于这个传统是都应该重视爱护的。”

如此发愿不足一年,江山易主,从此,冯先生历经运动,受尽屈辱,谈何追求“学术独立”。耄耋之年,先生撰写《三松堂自序》,痛心而言:“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盛澄华 (1912~1970),浙江萧山坎山人,翻译家、纪德研究专家。

在《奇意》(第7页)一文,盛先生以散文笔法,从“清华园内,竟不见了一座最神圣而最可爱的建筑”说起,然后将主题深化:“三十七年来,清华 — 这一舶来的熔炉 — 曾为国家冶炼成各项中坚人才,但素可否认地,她并不曾发挥出思想锋刃性的锐利,思想铁石性的刚度,除了,除了可数的……这只怪园内生活的温暖,像我家内的冰柿子,有时难免融化、瘫痪。谁知道!这也未始不是清华的长处。她要求她所培植的学子同时注重身心的健全,……他们与她们都应是安顺环境下优秀的公民。三十七年来,清华走着沉着的步子,她愿‘在安定中求进步’,但当面临任何不合理的措施与横暴,她不能默许,不能容忍。这是她一贯学术教育下培养成的信心。她对某些要求是坚定:学术与探讨的自由,人的尊严,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容忍地放弃的尊严。”

同年8月21日,在国民党军警围困清华园第三日,盛先生在《纪德研究·前记》,以散文笔法写道:“园内依然静穆安谧,窗外是秋蝉,鸣禽,藤萝,绿荫……只是这‘现在’不仅快抓不住,且也已不值得去抓住。黑夜步步逼近,待它吞噬尽一切时,曙光也终将来临。”从中看出,他对新生政权无限憧憬。

那时,盛先生似乎忘了,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中告诫:“弥漫在苏联境内的不下于或高出于任何集权国家中的形式主义,以及由此所教育成的人民恐怖与夸大的心理。”他也忘了,在《试论纪德》一文中,他曾写下:“人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思想上的不自由,则是纪德认为不可理解的。”1949年早春,盛先生身穿灰军装,打上绑腿,脚着白袜子,黑布鞋,随解放军四野南下,接管武汉大学。他努力改造自己,适应新社会。“文革”中,他随北大师生,下放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干校劳改,不顾身体衰弱,与年轻人一起,拦湖造田,于1970年4月18日,命丧农田。

王铁崖(1913~2003),原名庆纯,号石蒂,福建福州市人,中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教育家。

作为清华学长,王先生撰文《清华与我》(第9页),盛赞“清华的精神”。他写道:“自上海转学到清华,正是‘九一八’那一年。我还记得到清华园居住的第二星期,沈阳事件发生。清华园的空气突然改变,从恬静变成沉肃,从散漫变到紧张。我离开清华又刚好是‘七七’那一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的几天,我走出清华园之门。……从‘九一八’到‘七七’,在我个人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国家民族的历史是一个紧要的关头,在清华学校的发展之中,也是一个转变的时期。清华的精神,在于自强不息,这也是我们的校训。……但经过抗战,清华的精神,从一种口号,而见于实践。”在短文的结尾,王先生希望清华后学“瞻望前途,加倍努力。”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王先生便被划为“右派”,熬到“文革”,又下放到南昌鄱阳湖农场劳役。好在先生度过苦难,得以善终。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

在《祝清华校庆》(第11页)中,吴先生寄语:“清华是民主的,清华有长远的优良的民主传统。从清华学生自治会的选举,热烈,认真,完全表现出同学的意愿上,树立了实现民主的好榜样。我想,当代的政治家假如能来清华旁听一年半载,将对未来的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国的建立,有极大的帮助。纪念清华校庆,要把这可贵的民主精神发扬而光大之。”

不意二十年后,“文革”祸起,吴先生首当其冲,因《海瑞罢官》一剧遭构陷,批斗摧残,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吴先生提倡“民主”,却在暴政中,惨死狱中,尸骨无存,妻女也受迫害致死。

孔祥瑛(~2001),祖籍山东滕县,孔子第七十五代孙,著名学者钱伟长夫人。

应《旬刊》之约,孔女士撰写了《清华园外的老大姐们(校友消息)》(第16页)。她在文章叹曰:清华“园内风物依旧,奈人事已非。缅怀囊昔,感慨弥深。数载同窗,天各一方。……经多方访问,得七十余位同学之讯息,胪列于后。”

20世纪40年代末,夫妇俩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满怀欣喜地迎接解放。

不料安生日子没过几天,1957年,风雨如晦,钱伟长先生被打成“右派”,从此历经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1966年,“文革”骤起,时任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的孔祥瑛惨遭“红卫兵”迫害,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受尽屈辱。所幸夫妻挺过黑暗,尽其天年。

陈唐筼 1898~1969唐筼,又名晓莹,国学宗师陈寅恪夫人。

陈夫人极具文才,但因身体孱弱,家务缠身,一生很少行文。此次陈夫人也欣然撰文《希望女同学们将来有一个快乐的小家庭》(第20页)。夫人在文中规劝职业女性:“现在有一部分的人们,以为家是一个累赘,有了家就会妨碍个人的事业,我的意见不然。……我的理由有几点如下:1)家是使我们得到真正休息的地方;2) 家才是我们能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所在;3)对于下一代儿童保育的责任重大;4)小家庭如何维持长久的快乐;5)结婚以后,……还可以得到互助的机会。”

在陈夫人的心目中,“家”是“能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所在。”然而,“文革”期间,被吴宓尊为“人中之龙”的陈寅恪却惨遭迫害。夫妇俩的“家”,位于中山大学校园原东南区一号的陈宅,糊满大字报,望去如白茬棺材。“革命群众”还将高音喇叭架设宅院对面,厉声叫嚣,让两位老者惊厥不已。

1969年初,“工宣队”勒令陈家迁至一颓败的平房。在这个“家”,奄奄一息的陈先生,眼见夫人病体支离,恐先他而去,写下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5月5日下午,也是在这个“家”,革委会新贵迫使陈寅恪口头交代问题,陈先生愤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是年10月7日晨,陈先生在“家”萧然长逝。四十五天后,夫人唐筼也在“家”弃世。


二、脱胎

1954年春,父亲奉祖父之命,携全家从秦皇岛返陕,与母亲一并调入西北财委工作。不久,母亲以调干生入师专史政科学习,而父亲则调入省委办公厅,任书记处秘书。初返故乡的三年,恐怕是他一生中难得安宁的时候,除了工作,就静心读书和写作。从残留的笔记片段,可看出父亲当时在研读孔、孟、老、庄、宋词、元曲,也泛读西方典籍,尤其是希腊文学。1958年初,祖父去世后,父亲将线装书捐出,陆续购买大量平装书、精装书、合页书等,分类插入书架。平日,他工作太忙,常在周日闭门读书,一大早,就叮嘱我们,凡有来访的,不是老朋友,一律挡驾,然后,将自己关在书房苦读,吃罢晚饭,又进屋读书,直到深夜。

“反右”运动中,父亲销毁此前的日记,从此,除起草文件,常写检讨外,极少撰文。他更没料到,当年,与他一起从冀东出发,军管秦皇岛的十二位知识分子,四人被打成“右派”,其余八人,在随后的政治清洗中,无一幸免。

父亲的处境,更趋凶险,非但卷入政治,还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动辄得罪。

陕西曾是国民党(西安)与共产党(延安)对决的前沿,也是共产党的圣地,在这里,中央红军落草陕甘边区,并从这里问鼎天下。因此,国共之间的恩仇、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之间的是非功过,以及西北红军内的朋党倾轧,错综复杂。也因此,1949年之后,每逢政治运动,陕西都深受其害。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彼时,他在国内耍“阳谋”,打了五十多万名“右派”,在国际上与赫鲁晓夫争锋,亟欲主导国际共运,正志满气骄时,听赫氏夸口:“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便信口开河道:“十五年后,中国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此言一出,犹如圣旨,次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通过电话会议,下达钢铁生产任务,要求各地到30日,务必实现日产钢六万吨,铁十万吨的目标。由此全国掀起“大跃进”的狂潮。陕西省委闻风而动,当即派出四个钢铁检查团,分赴各地,督促大炼钢铁。一时,三秦大地遍垒土高炉,滥伐树木,大炼烧结铁。

一天,父亲回家,率领我们搜寻废铁和铁器,推着自行车运到机关去冶炼。我们受到感染,也在后院垒起砖头,点燃劈柴和钢炭,往上丢了几块废铁,黑烟腾起,雀跃之际,忽听祖母在上房后窗呵斥,将我们的荒唐行为制止。

那时,全社会弥漫着“三面红旗”的狂热。某日,几个美院学生,未经我家同意,就在老宅临街的粉墙上作画,一匹腾飞的枣红马上,骑着工农兵,高擎三面红旗,扬尘中,英美小丑戴着星条旗和米字旗高帽,远远落伍。邻居的粉墙上,画着粮囤直冲云端,粮堆上坐一老农,口含烟锅,对着太阳点火。

然而,不到一年,“大跃进”的祸害便显现,饥荒遍及城乡,民怨沸腾。

三年饥馑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经历了饥饿,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每天一大早,祖母都用杆秤,秤出当天的面粉,等厨师蒸好馒头,就将笼屉抬到上房大屋,把门锁上。家中六个孩子,正在长身体时,午饭按量分配,晚饭大喝稀饭或汤面,直喝到撑肚,但等上床,早已饿得发慌。省政府虽时不时配送些食品,但也无济于事,每到月底,家里断粮,祖母命我和大弟常拎着面口袋,去四府街三妗婆家借半袋面,轮着背回来。

1960年夏某天,父亲说,机关食堂旁堆着煤灰渣,里面杂有煤核儿,他跟后勤说了,拉些回来,掺土制成煤饼烧。周日上午,父亲独自拉一架子车煤灰渣,从单位所在地的城东,沿环城路,拉往城西的老宅。到了中午,艳阳高照,父亲还未回来,祖母让我和大弟去小南门外接。我们沿路向东走,远远看见父亲戴顶草帽,攀绳挎在肩头,费劲地拉着架子车,我俩连忙跑去帮着推。等我们将煤灰渣卸在炭房门口,祖母看着满脸煤灰和汗水的父亲,唏嘘不已。

那年秋,祖母患鼻咽癌,带着表妹去北京治疗,托付三妗婆照看我们。三妗婆(刘席珍)是关学大儒刘古愚先生的三女,大脑门,常顶一方手帕,走起路来颠着小脚。她不苟言笑,见我们玩弹球,搧洋片,就教训几句,但我知道,老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后来,姥姥从秦皇岛来西安,辞了厨师,亲自操持家务,一直将我们带大。姥姥慈眉善目,戴一副银丝边高度近视镜,花白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双黑皮鞋总是擦得锃亮,常将“劳您驾”挂在口头。她虔诚礼佛,初一、十五偷偷茹素,每见我们打闹、从烟囱掏麻雀蛋,或欺负猫咪,就轻声规劝,讲善恶相报的故事。街坊邻居,佣人帮工,无不称颂老太太有“菩萨心”。 但我少善根,常把持不定,辜负了她的教诲。

不久,母亲辞了张妈,让我们三个大孩子去街道办食堂混饭。食堂开在南油巷谢家大院,我们在那里吃了近两年,其间,什么“人造肉”、“代食品”、“小球藻”、豆渣、野菜、发霉的红薯干等,凡能果腹的都吃过。

最困难的时候,姥姥将秦皇岛带来的物件,包括一块湖蓝色长毛波斯地毯卖给外贸公司,用所得购买四袋高价面粉,堆在上房西屋的核桃木条凳上,全家人都喜形于色。当晚,我睡在条凳旁的大床,闻着面粉的香味入梦。一次,母亲托家在农村的谭老师买三十斤小麦,磨了做榆钱麦饭,饱餐几顿。此事被人揭发,为此,母亲多次检讨,直到“文革”挨批时还得检讨。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父母亲就减少食量,结果,两人都因营养不良,患了肝炎。

1959年7月初,中共大员齐集庐山,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主旨是纠“左”。孰料会议期间,彭德怀致函毛泽东,先肯定总路线的正确性,但批评运动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浮夸风,惹得毛泽东震怒,趁机将纠“左”引向“反右倾”,清除了宿敌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的“整风整社”、“整党整团”运动,惨遭清算的干部和民众多达三百六十多万,而陕西因与彭德怀有历史渊源,罹祸最惨。8月22日,省委开会,部署全省展开“反右倾斗争”,为期两月,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恶果,是本已降温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再度煽起,越煽越大,致使当年的粮、棉、油产量骤降,加剧了饥荒的蔓延。

好在张德生书记稳健而温和,从政尚有人情味,连毛泽东也称他为“和平人士”。他因参加“长征”,引导中央红军抵达陕甘,且吏治有方,深得毛泽东的器重。当然,他也与其它封疆大吏一样,推行残酷政策时,不敢抗旨,但他富机智,凡事先观望,再以“拖”和“磨”的策略应付,从而解救三秦苍生。大饥馑期间,陕西因放缓“浮夸风”,放慢“高征购”,没有像邻省四川、甘肃与河南那样,饿殍遍野,人相食。

1962年初,天怒人怨之际,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陕西省代表团约一百二十多人出席,父亲时任省委书记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也随团参会,与办公厅副秘书长白瑞生负责记录中央领导的发言,尤其是偷偷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因为,根据中办的规定,毛泽东的讲话,不得记录。1月29日,毛泽东发现与会干部怨气冲天,于是提出延长会期,“解决‘出气’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陕西省代表团座谈中,有些县、地级干部就出了气,批评西北局和省委极左,追问陕西山阳县等地饿死数千人的问题。等“七千人大会”一结束,这些提意见者,就在省委召开的“丈八沟会议”上,遭到清算和报复。

顺便一提,丈八沟宾馆本是陕西省委招待所,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各省、市委领导为献媚,争相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修建高级宾馆,陕西省委也紧随其后,在饥馑之年,靡费公帑,修建一号至七号别墅,以待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巡幸。

“七千人大会”时的父亲(后排右四)忧心忡忡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进入调整期,不料时隔半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演故伎,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及其佞臣还深文罗织,污称彭德怀6月中旬写的申述“八万言书”为“翻案”,而小说《刘志丹》为“反党”,于是,全会以中央局为单位,揭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而将两人与早已倒台的高岗捆绑,诬陷为“彭、高、习反党集团”。陕西作为他们的“老巢”,再次成为整肃重点。此案株连西北地区高级干部数百人,上万名基层干部及群众被打成“彭、高、习”黑爪牙。

此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比试,看谁更左,而“四清”2运动便成为两人的较量,忽而《前十条》,忽而《后十条》,刘定《十七条》,毛定《二十三条》,毛刘之争已经公开,危及国运。写至此,不由想起古训:“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诚哉斯言!

“七千人大会”期间,毛刘之争已显端倪

自1953年起,毛泽东常将退居二线挂在口头,但实际上,从未退居,而是紧握权柄,不容他人染指。1959年4月,即使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直至“七千人大会”,但凡国内外大政方针,仍由毛说了算。“七千人大会”闭幕,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罪过,毛泽东为暂避风头,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党政工作。但刘处一线,并无什么名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时值1964年8月5日,经毛泽东点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他挂起帅旗后,一声令下,一百五十多万干部,应声下到基层蹲点。而此前,毛泽东三令五申,应者寥寥,这让毛泽东有大权旁落之感。此时的刘少奇忘乎所以,犯了从政的大忌,冒犯人主,还让夫人干政。

上年冬,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率领工作组,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下车伊始,先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四清”、“洗澡放包袱”,再以逼、供、信的手段对敌斗争,最后掀起生产高潮。如此极左的行径,让刘少奇捧为“桃园经验”,推广全国,以后又演变为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喷气式”等恶行。但曾几何时,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文革”中亦遭此厄运。

至此,所谓“四清”的走向,已不是“四清”或“四不清”的问题,而是政治站位问题了。地方大员争相表态,听命于刘主席,大力推广“桃园经验”。 1965年的政治风云中,刘少奇极左,毛泽东更左,还批刘是形“左”实“右”。其实,毛泽东对所谓“四清”运动毫无兴趣,关心的是大权独揽,眼见刘少奇逼宫,终于动了他的小指头,伙同江青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并置他于死地。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属刘少奇的“华北帮”,对刘言听计从,推广“桃园经验”最为卖力,对三秦为害最甚。“四清”运动一开始,刘澜涛就认定,陕西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复杂,根源是三条黑线,即地下党黑线、三十八军黑线(杨虎城十七路军)以及“彭高习”黑线,致使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

刘澜涛选长安县蹲点,将该县定性为“两个不彻底,三个烂完了。”妄言“长安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在我手中”,严重程度甚于毛刘的结论:“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按照刘澜涛的标准审干,全长安县只有两个半好人。1964年末,陕西省委按照刘的标准,对全省各级领导班子排队。第一次排下来,46%的班子烂了或问题严重;第二次排队,比例升至60%以上。

“四清”期间,三秦“左”祸最烈,甲于全国。仅数月,全省逮捕6,470人,扣押5,000多人,开除、处分党员3,200人。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占45%,撤职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占76.2%,闹得全省上下,人人自危,“四清”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自杀事件多达430起,甚至殃及大、中、小学生,引发自杀潮。当时的陕西,可说是民不聊生,民怨纷起。

当此危难之际,胡耀邦受命来到陕西,接替病危的张德生,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省委第一书记。胡公为官清廉,志节耿然,怀有赤子之心。他一到陕西,经调研,当即决定:暂停捕人、“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和夺权;减少粮食征购,让农民休养生息;抽调省、地、县三级干部下乡,促进生产。

这些举措,对稳定人心,恢复经济影响巨大,但却遭到刘澜涛等人的反对。他们趁胡公深入基层调研,唆使西北局书记王林等人收集材料,给他罗织“反对刘少奇”、“大刮翻案风”的罪名,等胡公从基层返回,便开始围攻,迫使他检讨八次而过不了关,最后,身心疲惫,避难北京。胡公在陕西推行新政,虽仅百日,但功满三秦,口碑流传。

顺便一提,“文革”串联,某天,我们一行转到团中央大院,只见办公楼内外贴满大字报、漫画和标语。各路红卫兵啸聚院内,批斗“三胡一王”。高音喇叭叫嚣声中,望见胡耀邦与其他领导身穿白衣,头戴高筒纸帽,从窗户爬下二楼阳台,在一片“打到”声中,不住地弯腰认罪。

“文革”之前,在纪念册和画报上常见胡耀邦的照片。印象最深的,是五十年代初,他陪同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小个子,小平头,站在毛的身边,纯真而爽朗地笑着。可眼前,这位昔日的“红小鬼”,竟沦为“黑帮”,众人挥舞红宝书,狂呼口号,我没有举手。第二天,我去大姑家,谈起批斗胡的情景。姑父张邦英听罢,连说“岂有此理!”他与胡耀邦在陕甘宁边区结交,边区时有“三邦”之说,即胡耀邦、李合邦、张邦英。

回到西安,我将批斗胡耀邦的情形告诉父亲,口气中还有些兴奋,但见父亲沉下脸,就不敢说了。“文革”前夕,胡耀邦调任陕西省委,父亲时在省委办公厅,负责书记处的秘书班子,对胡公佩服至极,谈起他的轶事,常开怀大笑。一次,胡公做报告,回忆1946年在北平军调处工作,看到美国人趾高气扬,胡公不服,说:“美国佬个子高,有什么了不起,我站得比你更高”,说着拉过一把椅子,站了上去,全场欢笑掌声一片。1970年代初,耀邦去我大姑家,参加表哥亚利的婚礼。就餐前,大姑、姑父和耀邦他们在客厅闲聊,大姑问胡公,是否记得省委办公厅的成青阳?胡公说“记得,记得,文章写得好!”姑姑说,他死于“五七干校”,耀邦对我父亲的早逝深表惋惜,此是后话。

1965年6月20日,胡公被迫返京后,刘澜涛及其同党开始肃清胡耀邦的“流毒”,在西北局召开的“兰州会议”上,私设胡耀邦项目,企图将刘胡之争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迫害支持耀邦新政的赵守一、李启明和刘邦显等,株连西北地区干部多达四万人。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省委极左书记们自身难保时,还以“干部集训班”为名,将四十多位西北局、省、市委干部秘密关在耀县田嘴头山沟,打成所谓“西北三家村”(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的追随者。

刘澜涛向有地籍情结,重用陕北籍干部,而迫害关中籍干部,曾借批判习仲勋,逼走省委书记赵伯平和张策,“社教”运动中,又以此手法迫害关中籍干部。此种作法,使陕北与关中干部之间积怨很深。九十年代初,西安古文化艺术节上,赵伯平年届耄耋,坐着轮椅上主席台,见刘澜涛进场,用拐杖捶地,大骂“整人精”。组委会只好将两人分开,坐到贵宾席南北两侧,互不正视。此为后话,顺便一提。

“七千人大会”后,尤其是“社教”期间,父亲的同事 — 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毛君和研究室主任郭君,因政治压力太大,先后患上“精神迫害妄想狂”,每闻“阶级斗争”,便会犯病。那些年,父亲整日眉头紧锁,忧心忡忡的。他身处政治漩涡,幸未遭殃,是因为他虽属“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但历史清白。加之祖父在陕西颇有影响,而西北局和省委当权者,多为姑父张邦英的战友,运动中常保父亲过关。

此外,父亲在唐山工矿企业管委会和开滦煤矿军代表办公室工作时,顶头上司便是王林。父亲在干部履历表“证明人”一栏,填的也是王林。1958年,王林调任陕西省委书记,上任那天,就在常委楼走廊遇到父亲,非常高兴,让父亲去他那里叙旧。父亲书生气十足,有些清高,在省委工作期间,除了公事,从不亲近王林或其他省委书记。但因这层关系,每逢运动,对他多少有些保护。


三、劫难

1965年11月中旬,周六傍晚,父亲一下班,我接过公文包,翻出当日的《参考消息》。那时,我已养成读报的习惯,也常偷看包内的红头文件。我注意到,《参考消息》夹着一份《文汇报》,刊有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父亲在上面用红笔勾画多处。刚进中学那会儿,为扩大知识面,我读过《中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有吴晗着《海瑞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情节,是海瑞上疏,痛批嘉靖皇帝“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这番诤言,惹得昏君震怒,将奏疏扔出,急命左右将海瑞拿下,宦官黄锦奏报:“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皇帝默然,少顷,拾起奏疏重读,边读边叹。

过了几天,我看到,写字台上放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还有《明史·海瑞传》。父亲就读西南联大时,在张奚若先生家结识吴晗,因此,非常关注吴先生的著述。

父亲读书,常作笔记,1965年底前后,摘录数则如下:

明朝御史于谦之“石灰吟”诗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史记》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

《史记》秦始皇本纪: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内省不疚,何恤人言!”上句见《论语》颜渊篇,下句见《左传》昭公四年传。说自己反省没有毛病,为何惧怕别人讲话。

据作者叙述,他学问极有根柢,古文功夫尤深,最能顺时达变,认为中国民风保守,处处杆格不通,因而在兴造革除时,必须潜移默化,用水磨工夫,不可操切从事。

陈子昂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

圣人既然生而不能先知,死而不能为神,那末在现实社会里,也决计没有像世俗所传说的那种‘超人’。

“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冯梦龙《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浑身是口,也难分说。”

“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瓯北诗话》东坡襟怀浩落,中无他肠,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辄握手言欢,倾盖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术,故邪正不分,而其后往往反为所累。……其它则一时倾心写意,其后背而陷之者甚者。

父亲未作评论,但其时,阶级斗争风声日紧,士子惶惶,其意不言自明。

 

“文革”前夕的父亲

1966年4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进而将《海瑞罢官》与罢黜彭德怀联系起来。此前,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秀才谈话,一语道破批判吴晗的意图:“《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多年后,世人才知,毛泽东指使江青在上海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意在发动“文革”。

首都“破四旧”的狂潮,很快席卷全国,等我串联返回西安,往日的市井气息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破”字当头。不久,“破四旧”殃及老宅。宅院上房东屋是祖父的卧室兼书房,门内右侧立一排大书柜,堆满线装书、典籍、册页、扇面及手稿等。此外,东厦房书架沿墙而立,堆放着线装书、上海育文书局印行的丛书(装订三十二本书匣)、装祯讲究的善本,还有字画、拓片、信札,分装在柳条箱内。

这些都是祖父经年的收藏。他一生节俭,深受先世历经苦难的影响,据所撰“先母刘太夫人行述”言:曾祖母“幼年遭饥荒,对粮食尤为宝贵,一粒麦米抛地下,必须检起,遇儿女辈饮食,如将馍屑弃地不拾,必严厉斥责。”1950年秋,祖父得知老母病危,返回故里,“见老母已不能多说话,问:‘知儿归来否?’则仅点首示意,惟见两手时举、仍作抽线、捻线状,或以手摸床,作检拾饭屑,纳入口中状,就这样延续七日,竟弃不孝等而长眠。”

记得祖父与家人同桌就餐时,见后辈将米粒或馍渣掉在桌上,即命捡起送入口中,吃完饭,必将碗内残羹舔光。他一生大多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而终生积累,除老宅外,惟有书籍和字画。1958年,祖父逝世,父亲遵嘱将线装书及善本捐出,后又说服祖母,将私宅上缴国家。“文革”爆发时,东厦房还堆有字画、拓片,破旧柳条箱内装有多捆信札。

乱象初现,父亲预感在劫难逃,有些失措。最让他担心的,是红卫兵上门抄家,因母亲在中学任教导主任,正是红卫兵冲击的目标。幸亏1966年初,她借调到市委,在医疗系统进行社教,恐怖的红八月时,红卫兵去社教工作队揪她,让队长支走。老宅附近有几所中学,那些天,红卫兵在派出所和居委会的指认下,正大肆查抄。家中所存字画和信札中,不乏“反动”的铁证,如于右任所书条幅和信函,张治中、邵力子、沈钧儒、石凤翔(蒋纬国岳父)、彭德怀、习仲勋、潘自力、江隆基等人的信函,这些“罪证”落入红卫兵之手,必引来大祸。此外,还有属“四旧”的对象,如变色的绢画、写意及工笔古画、海派及长安画派的画作。据祖父著录,所藏明清字画,就有陈洪绶、石涛、金农、傅山、归庄、顾炎武、钱维城、刘墉、邓石如、翁方纲等名家的遗墨。

不等红卫兵上门,父亲先行销毁字画和信函,命弟弟先将画心带覆背从画轴撕下,然后,把挂着绫丝的宣纸与绢类投入灶眼,大弟拉着风箱,将祖父收藏的字画,付之一炬,至于焚毁多少字画,今已无法计算,只记得剥下的画轴,在后院屋檐下堆了一地。

通向后花园的过道阁楼上,存有不少杂物。父亲命我搭梯上去,打开斑驳的门板,楼板积了一层灰尘,一踩一个脚印,浮尘呛人。我从杂物堆中翻出若干信札,用麻绳扎着,信笺竖排,或楷或草书写。父亲看一眼信封,有时将信瓤儿抽出,上下看几眼,丢在一旁,稍后焚毁。

在阁楼靠近房梁处,我发现一把剑,还有一柄日本军刀。父亲接过剑和刀,神情变了。看那把剑,剑鞘镌刻精美,剑柄设有剑机,柄上刻有“校长蒋中正赠”,“成功成仁”字样。我问:“是爷爷的吧?”因先祖父的姓名“成柏仁”中,有“成仁”二字。父亲忙说:“不是,不是,恐怕是你二爷的。”日本军刀刀柄为花纹,刀锋锃亮,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孙蔚如将军(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赠送祖父,留作纪念的。销毁那把军刀极费功夫,无论脚踩、斧砸,军刀都未变形。无奈之下,只好将“中正剑”和日本军刀沉入后院的水井。

还有一事,也让父亲大为紧张,就是李太太存放老宅的一口皮箱。李太太的丈夫叫李龙门(名述膺),与祖父有乡谊。他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曾任上海《民主报》编辑,后涉入政坛,1913年,当选国会参议院议员,属籍“政学会”, 1915年,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南北议和(1919年)期间,为南方军政府十位分代表之一,代表陕西于右任与会。此后,他因卷入曹锟贿选,而为世诟病,五十年代初,曾任西安文史馆第二任馆长。

1955年,李先生去世后,李太太就成了家中常客,每次来访,必拎一包“水晶饼”,用方格手帕包着。她梳着齐耳短发,面色苍白,眼泡浮肿,着灰色“列宁装”,裤线熨得笔直,对大人和小孩都很客气,家里上下都称她“李太太”。她一进大门,孩子们会快步跑到上房,给祖母报信:“婆,李太太来啦!”然后为她掀帘子,让进上房客厅。李太太坐在左手太师椅上,低声细语地和祖母说话。我们不时把门帘撩个缝儿,偷看那包点心,等着送客。

红色恐怖时期某天中午,李太太慌里慌张地来了,父亲陪她进了东厦房,检查皮箱内的物件。不一会儿,他们出来,父亲把李太太让到上房,低声说了一会儿话,她就仓惶离去。自此,我就特别好奇,欲知皮箱里装着什么。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单位参与运动,母亲在学校接受批斗,归家很晚。一天下午,我躲进东厦房,从一摞箱子中,将那只皮箱抽出。皮箱磨损严重,多处裂痕。打开两条皮带,中间有一生锈的锁扣,使劲一板,“咔”的一声打开。箱里乱放着几块毛绒伤残的貂皮,泛黄的细沙白裙、饰有蕾丝的夏衣、丝袜等,我一看,神秘感顿失。等抄家风头一过,某晚,李太太跟她侄子将皮箱取走。

文革爆发时,祖母住大姑家,因姑父张邦英(卷入“高饶事件”,时任中共华北局候补书记)惨遭迫害,整日担惊受怕。1968年夏,大姑家遭查封,祖母中断癌症治疗,仓惶返回老宅。是年秋某日,父亲一下班,就进老宅上房西屋,问候祖母后,从口袋掏出一张折叠的稿纸,说主席写了首七言诗,矛头直指刘少奇:“见王槐青碑文,怒不可遏,制匕首一只,投将过去,不投不快”云云。父亲说:“连刘少奇都倒了,大若活到现在,恐怕难过这一关!”祖母听罢,叹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呀。”接着,他们说起“反右”运动中,韩兆鄂、李子健等人被打成“右派”,祖母说:“你大(爸)常说:多年的朋友!”我侍立一旁,听不太懂祖母的话,稍长始知,“飞鸟尽,良弓藏。”典自《史记》,也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文革”中,祖父的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朋友,无论与共产党的渊源多深,都难逃一劫,如共产党人彭德怀、贾拓夫,国民党人张治中、邓宝珊,民主党派余心清、高崇民等,都殁于动乱。祖父的朋友,著名企业家韩望尘先生在“文革”中备受屈辱,批斗时,红卫兵将灯泡塞入老人口中,而民主人士党晴梵竟被红卫兵在家中殴毙。

1969年除夕,我从学校回家,进老宅上房西屋,向祖母禀告上山下乡事。她面色灰白,半卧在几层棉被里,因癌症扩散,已近弥留,未戴眼镜,目光显出温和。听说我要去务农,她泫然泪下,长叹一声说:“成家败了!”沉默一会儿又问:“今后还有机会念书吗?”侍立一旁的家人无言,三大说:“书怕念不成了。”祖母悲咽失声。2月22日(旧历正月初六),祖母辞世。是年3月初,我去偏远的麟游山区劳作,很少回家,时不时与父母通信。

1970年12月初,我跟着公社抽调的民工,去县城西北十多里的残塬工地,开挖通往北马坊煤矿的公路。天寒地冻,一头下去,虎口震得生疼,冻土仅显痕。劳动强度大,食量也大,一天中午,我饿极了,连吞四个大蒸馍,喝一老碗稠玉麦糁子,正在工棚歇乏,有同学自县城来,说母亲稍话,父亲病重,让我尽快返城。我背起铺盖卷儿,走崎岖山道回罗凹。

当晚大雪封山,班车停运。我夜半起床,往书包塞几个冷馍,拄着鸡骨头棍儿,冒雪出山,日近晌午赶到永寿,搭班车回西安,次日,即去省医院服侍父亲。那些天,他处于肝昏迷状态,时昏时醒。

年末一天黄昏,病房内静悄悄的,父亲在昏睡,呼吸短促。我靠着窗台儿,透过暮色,见外面飘雪了。突然,父亲睁大眼睛,眼里充满血丝,喃喃自语:“我有罪!我有罪!”我连忙俯身安慰。他茫然地望着,急问:“光绪朝麻钱,有几贯?”说完又迷昏。这是父亲故去前两个多月的情景,深印我的脑海,四十多年来,每每忆及,不禁发问:一介书生的父亲,历史清白,何以成戴罪之身?

“文革”祸起,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中,人以派分:“烈火战斗队”与“红色造反部”。父亲时任综合办负责人,没有参加任一派,但倾向保守派。1968年4月下旬,“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两派联合,组成“大联委”,7月11日,又宣布成立所谓“群众专政小组”,对办公厅近六十位高、中层干部实行专政。

自“文革”开始,父亲自信身世清白,此心光明,每受审查,就重复清白的历史,省革委会和“大联委”审查数月,也没审出什么。据说,省委高、中级干部中,“历史清白”的不多,父亲是其中之一,后来,终获“解放”。在此期间,他除学《毛选》,还在读《孟子》,1968年日记本前页,印有《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而在后页,父亲笔录亚圣语录数则,不知何意:“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9月16日,省革委会批复,原省委办公厅“斗批改领导小组”由九人组成,其中,三人负责项目,造反派韦兴国负责专政,父亲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任副组长,分工负责大批判专栏。

那段时间,父亲白天开会,连夜审改稿子,暂住机关大院一间平房。某夜暴雨骤至,平房顶棚突然倒塌,将室内物件,连同棕箱全都砸烂。那晚,他幸好返回老宅换取衣物,逃过一劫。

10月31日,工宣队十多人进驻办公厅,一来就抓现行,交红心,对“斗批改领导小组”颐指气使,嚣张得很。当时,父亲只要低首下心,保持缄默,或能度过“文革”最黑暗的时期,但他仗义执言,为蒙冤的同事说话,开罪了军、工宣队及造反派,以此贾祸。

韦兴国虽为“群众”代表,但在领导小组掌握实权,串联造反派,将批判矛头指向父亲,一时间,批判他的大字报,数量竟超过“当权派”。如12月7日,批判省委高、中级干部的大字报统计如下:霍士廉(省委第一书记)1张;赵守一(省委第二书记)1张;省委书记章泽:13张、省委书记舒同:7张、省委书记严克伦:2张;秘书长陈元方:8张;副秘书长蒋锡白:1张;副秘书长林牧:4张。而批判父亲的大字报竟多达14张,言辞也激烈。 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多,主要与其态度有关。他自信历史清白,此心光明,不向造反派低头,其结果可想而知。

同日,在所谓“生活会”上,有人提出:“成青阳的重大问题,没见揭发和检查。‘七千人大会’问题,说明态度有问题。”还有人攻击说:“他跟白瑞生跟得紧,是办公厅‘红’的人物。”

三天后的“生活会”上,某人指责父亲:“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满不在乎的样子。”

原来“七千人大会”期间,父亲与白瑞生偷偷记录毛泽东的讲话,会后,省委领导指派白瑞生汇总基层对中央领导的意见,起草了《关于陕西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讨论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报告中有六条意见涉及毛泽东。“文革”中,造反派污称白瑞生等人“整毛主席的黑材料”,省革委会将其定性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并把参与人员关押。造反派本想栽赃父亲,经审查,父亲参与记录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但未参与起草那份报告。

翻阅父亲的日记,几乎天天开会,什么“揭批会”、“讲用会”、“帮助会”等,除了揭批“当权派”,就是大家面对面,或背靠背地相互揭发。如1969年4月9日“天天读”,领导小组成员“帮助”父亲。党波揭发父亲“常去毛生铣(胡耀邦秘书)家里。毛不是个一般人物,要很好揭发,你们搞了什么?有些什么坏点子是自己出的?”韦兴国说:“认识赶不上去。前两天,你还说‘毛生铣是个好同志’,不能这样说,现在正揭毛的问题呢。”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1967年秋季说起。当时,西安地区一群众组织揭批霍士廉,派人去山东,调查抗战期间霍在鲁中的问题,不意查访到有关康生的材料。1968年12月,“一抓三破” (抓现行反革命,破反标、破反革命集团、破敌特。)期间,省革委会在常委学习班,以及西安东、西两派头头参加的汤峪学习班上追查此事,军头胡炜擅于投机,为向康生表忠心,将“整康生黑材料”定为一号项目,抽调二十一军大批军人,参与破案,与清查“516分子”一并进行,大抓现行反革命。追查过程中,他们先定罪名,逼取口供,然后扩大范围,指明问供,猎获“战果”。其间所用刑法,计有捆、绑、吊、打、上手铐、上背铐、老虎凳、车轮战,无奇不有。

此案追查长达四年(1968年至1972年),案涉原西北局、省、市三级四十多个单位,迫害、株连的干部、群众多达一百四十人。其中,拘留、逮捕的有十一人,隔离审查的有四十五人。省委办公厅毛生铣、马文松等涉案。

此后,每当军、工宣队、领导小组开会,研究“深揭深挖”问题,就不让父亲参加。6月30日上午,父亲接到通知与会,谁知军代表孙某“告诉我,因深揭深挖牵涉到我,为了使同志们畅所欲言,让我不参加会。我即离开会场。……象这样的事,我想,领导上还是事先研究好,通知不参加。临会说明固然很好,但易使人感到突然。”

1969年12月27日晚,工宣队项目组、领导小组讨论处理林牧问题,有人提出开除党籍,连降五级,有人要定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父亲在会议记录后评道,让人家“带上‘刑枷’进五七干校”。后来,工宣队提出,肃清林牧在办公厅流毒,要抓“林牧小爬虫”、“找林牧分子”,父亲认为,批判林牧可以,但到处抓变色龙是错误的作法。

1970年元月初,办公厅干部下放前,六十三名党员在常委三楼开会,处理原综合办负责人之一的余鼎章。冷清的批判过后,主持人先强加罪名,最后宣布事先拟就的“决定”:开除党籍,并行政降级,表决结果为:五十票赞成,十三票反对。父亲坚决反对,事后看望余鼎章,鼓励道:“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把自己看作低人一等,要鼓起劲来,要在今后二十年以行动做给人们看!”

9日上午,父亲参加有关马文松问题的汇报,军代表刘某说:“此事机密,不要向外讲,曾请示上边,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不便铺开,省革委会尽量不出头露面。”

14日晚,军、工宣队、领导小组再次研究马文松问题,有人提出,马在霍士廉项目组时,整了康生的黑材料,要打成反革命。父亲问有何证据,军人说:“有证据,但不能给你看。”父亲反驳:“这是个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意见,我们可以向革委会申述明白,我不赞成现在的秘密搞法,神秘化,……整毛主席的材料,我们都敢在群众中搞,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就不敢在群众中搞?现在定不下来,一直让人家不自由,运动后期还这样做,我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六厂二校’样板精神, 应当恢复人家的自由。”

2月2日早,军、工宣队与领导小组研究春节给马文松放假的问题,父亲发言:“我的态度是一贯的,运动后期了,还采用对同志限制自由的办法,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的意见是:明确提出让马文松回去。至于上级组织同意不同意,由上边决定。服从组织决定。”

13日,马文松找父亲反应情况,说“整材料问题,没有这件事。我是在逼、诱的情况下承认的,反复了几次。”父亲告诫他“既然没有这件事,你不是在所写材料中承认了吗?……交代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17日上午,父亲去西医二院看肝病,在走廊遇到马文松,再度告诫:“自己的问题,要本着八个字,即对党‘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就是有天大的罪过,确是自己干的,要承认;不是自己干的,就如实交代。……共产党员决不能抛弃高贵品质。”

孰料马文松在与军代表和韦兴国谈话时,为求自保,竟将父亲给他的忠告和盘托出,出卖了父亲。军代表与韦兴国抓住这一可趁之机,将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省革委会。

3月4日下午,原省级机关召开“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传达省革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提及马文松整康生黑材料问题,将其定性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并说“马文松嚣张,前边、后边有人支持,…… 这是立场问题。”

第二天,父亲给工宣队田队长反映,能否让医务所出具健康证明,使老弱病残干部免于下放。田说:“主要是看群众意见。宣传部有个人,医生有证明,但群众不同意,还是不能算老弱病残。”

12日,孙某、刘某找父亲谈话,让他检讨,尤其是“检讨与马文松的关系,为何将领导小组的分歧告马,并让他找人说清问题。”20日下午,省级检查组姚某、王某找父亲谈话,让他认识给马通风报信“问题的严重性,…… 检讨时不仅要挖社会根源,还要讲清旧省委当权派的影响。”

父亲利用周末赶写《我的交代和检查》,周一,在监委楼口交给孙某。第二天上午,主管省领导小组的工宣队师傅,在常委楼口遇到父亲,说:“继续考虑你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谁给你出谋划策,不只是你个人问题,还要揭发别人。”

26日,批斗会结束后,父亲将《关于我和马文松的关系问题的交代》交给检查组,组长王某说:“把你做过的什么事,背后还有谁,揭发别人的写出来。……事情不说清楚,没法取得群众的谅解。”这期间,军、工宣队还派人去清华大学外调,污蔑父亲受民盟派遣,打入中共,结果查无实据。

那些天,父亲大多住在机关宿舍,偶尔回家,也越来越晚,匆匆吃罢晚饭,又伏案誊写检讨。四十多年后,我翻检父亲的遗物,除了读书笔录,就是一迭迭的检讨草稿。每篇检讨,开头红笔恭引“最高指示”,然后,重复交代清白的历史,将“小资产阶级思想”上纲至“资产阶级思想”,结尾必写“万万岁!”摩挲手泽,不禁想起1949年之前,敢于藐视“领袖”的父亲。据父亲老友姚德祥伯伯(原西北一印厂长)回忆,他们上中学时,每次观看电影,出现蒋介石的画面,提及“领袖”、“总裁”,全场观众都要肃立致敬。此时,父亲坚持不起,姚伯伯告诫“小心便衣!”父亲非但不起,反紧抱双手,以示坚决。

4月2日,父亲根据军宣队郭某要求,写了一份《章泽、舒同的两次谈话》,交检查组。当晚,父亲与孙某等谈话,表示“望能落实问题,后台问题交代很苦恼,感到没有什么后台。”孙某认为:父亲对“这次审查仍不服气,态度不端正”。父亲在日记中愤然写下:“马文松,真卑鄙!竟往我身上推。品质太恶劣了!”此后,检查组、军、工宣队人员轮流找父亲谈话,逼迫他交代后台,明说后台就是原省委领导。但父亲没有诬陷任何人。

“斗批改”阶段后期,开始“下放干部”,办公厅是省级机关最后一批下放。27日,机关召开“下放动员大会”,父亲报了陕北三个县:榆林、绥德、宜川。但此时,他的肝病加重,医生建议全休。5月8日,他将诊断证明书交给检查组。

13日,办公厅下放绥德等县的二十六人出发,父亲一大早赶到机关,为他们送行。据余鼎章伯回忆,他下放神木,那早为他送行的仅两人,一个是他老伴,一个是我父亲,而那时,父亲自己也已“戴罪”。

22日,省级领导小组田某等四人找父亲谈话,让他再“写一份全面检查,把文化大革命以来,进入领导小组以来,以及支持马文松和张克俭翻案问题,检查一下,重新认识。…… 从思想上重新入党。”并通知他下放干校,继续接受审查。父亲提出病休。26日下午,父亲将检讨交给田某,再次提出病休。

28日,田某找父亲谈话,质问:“你十七年执行的什么路线?对毛主席什么感情问题?用五十字大纲要求自己,在思想上吐故,才能纳新。”父亲说:“‘文革’四年了,对自己的审查没有绾个纥繨,总觉得心情不舒畅。我在领导小组时,对同志们的问题,总主张力求搞清,不要挂,这样于同志继续革命有好处。想不到,同志们一个一个都解放了,最后,反而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心里难过。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因病休息过。这次病得厉害,希望治疗一下,别无其它考虑。”

当日,省委斗批改领导小组作出《关于成青阳问题的审查情况》,5月30日,驻原省委机关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出《关于成青阳问题的审查报告》,都罗织罪名“现行问题”。

父亲发配“五七干校”劳役,临行前夜,给我们五个孩子留言:“亲爱的孩子们,我认为有必要给你们写这封信,谈谈我的心里话。…… 我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方向性、立场性的错误,组织上对我进行审查,群众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做得很对的。当你们知道爸爸发生问题之后,一定首先要有个正确的态度,而不能有任何消极、埋怨的情绪。…… 和爸爸的错误划清界线。我犯了错误,心里难受的地方,是对不起你们,可能对你们今后一段生活有某些影响。”

6月1日早6点多,工宣队派人上门催促,父亲连袜子都未及穿,就让大妹推自行车,驮着行李,让人押着去机关。同车有三十多人下“五七干校”。临上车,父亲将连夜赶写的《补充检查》交工宣队田某。

“五七干校”位于泾阳县泾惠渠畔的杨梧村,主要收容西北局和省委的“待审人员”。名为“干校”,实为劳改农场,迫害人的手段,一是轮番批斗;二是加重体力劳动。每天除“天天读”稍事歇息,白天从早到晚劳动,有时日夜连轴转。

到了“干校”,父亲即感不适,请假返城,但“干校”当局不予批准。父亲在6月6日(周六)记录:“请假去西安看病,取药,未获批准。即将收割,我一人请假,影响不好。……今后再不提病,思想敞开,拼命去干,…… 晚20 — 早5时,在场边机井值班,大风雨终夜不止,仅穿一毛背心,不耐酷寒,可谓来此改造的第一个回合。”

此后半月,他一大早起床,先“天天读”,学习《愚公移山》,然后参加麦收,为落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改造世界观,”拼命劳作,因出现肝腹水,难以弯腰,便跪着挥镰割麦。

17日,“上午开批斗会,检讨,下午未得休息,通夜在场上值班,很累。”硬撑到25日,父亲实在挺不住,上午去“干校”医务室看病,温大夫诊断其病情恶化,须赶紧治疗,致函工宣144队(四连)连长:“你连成青阳因患肝炎已迁延日久,目前根据本人自觉症状及医院化验证明,似有恶化趋势,为此建议你连研究去西安检查治疗一时期,待好转后再回连锻炼。”26日,父亲在劳役中晕倒在地。

延至7月4日,父亲才住进西安中医医院,10月12日,几经周折,又转至陕西省人民医院,但为时已晚。“文革”乱世,医院秩序大乱,治疗也无特效药物,多靠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输液维持。白天食欲不振,只吃点儿豆腐脑或开水泡馒头,晚间通宵失眠,两个月下来,身材魁梧的父亲,已瘦骨嶙峋。此时,从不吸烟的他,也开始学着吸烟,常靠在床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纸烟,急急地吸两口,呛得咳嗽。我侍立一旁,不敢多言,惟恐他知道我也抽烟。

最让他痛苦的,还是精神折磨。他在日记中,除记录病况,写得最多的是政治表白,如“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绝对不会冤枉人的!”(12月5日),“学校给每个五七战士一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我决心学好,作为在医院学习最中心的教材。”(12月9日),“恨不得马上回到战斗岗位,为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人民拼命拉车当黄牛,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再立新功!”(12月12日),“治病不忘整党。虽然我不能和大家一起讲用,斗私批修,…… 费了很大的劲,抄写党员的“五条标准”,贴在床头,并按此严格要求自己。”(12月17日)。

12月25日,他用红笔写下这一日子,并翻看同事毛笔恭录的《毛主席诗词》。此后,时时陷入昏迷,清醒之时,仅在日记录下杂事,与政治渐行渐远了。

新年后一天向晚,父亲在打点滴,病房寂然无声。我一边看书,一边观察吊瓶和输液管。忽然,父亲睁开眼睛,问:“几点了?”我从他枕下摸出罗马怀表,给他报时。他问起插队的同学,我说:“参军走了几拨,年前,宝鸡三十八号信箱到公社招工,没要我。”父亲沉默良久,说:“参军、招工不成,就扎根农村,安心劳动吧,坚持读书。”我点头,但惘然若失。

1971年2月2日下午,我侍服床边,父亲呼吸急促,我连忙叫来当值的大夫和护士。他们抢救时,父亲睁大眼睛,恳求:“大夫,救救我!”护士长给他戴上氧气罩,父亲殷切地望着我,想说什么。我握住他骨瘦如柴的右手,大声说:“不要说话!呼吸!呼吸!”大夫让护士将父亲推入急救室。我跑到值班室,赶紧给家人打电话。等母亲和家人陆续赶到,父亲又陷入昏迷。急救室里安静极了,我摸着他的脉搏,脉感似有似无。突然,父亲睁开眼睛,炯炯有神,问道:“家里人呢?”我说:“去病房给您取东西了。”父亲说:“告诉他们不要取了!”回光返照中,他的脉搏渐渐停息。

陈化龙大夫冲进病房,给他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但已回天无力。家人痛哭起来,我没有哭,将父亲的胳膊轻轻放入被单。陈大夫说,赶紧换老衣,母亲止住哭泣,才意识到,家里连买老衣的现钱都没有。

黄昏时分,母亲吩咐我,去省委办公厅通知一下,然后去钟楼电报局,给外地的亲戚报丧。我沿着昏暗的街巷,步行至建国路。一路上,心里空落落的。“文革”之前,父亲每逢周日值班,就让我与弟弟带上作业,到建国路省委常委楼,或雁塔路八号院(书记处),在那里呆一整天。所以,我对这两处较熟。

进了院落,往常委楼上一看,有几间房屋亮着灯,就上楼挨着房间打问。最后,问到三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一个中年军人,身着四个兜的军装,卷起袖口正在洗头。雕花硬木脸盆架上,放着硕大的搪瓷脸盆,那军人拿块香皂,抹得满手泡沫,见我进来,问有什么事。我说:“我爸成青阳刚去世。”他说声:“知道了!”就往头上抹香皂,我说:“我妈让给组织……”话未说完,他极不耐烦地说:“知道了!”我扭头就走。

2月6日,父亲火化,母亲没到场,大妹在陕南修建襄樊铁路,无法奔丧。我带着三个弟妹,为父亲送葬。干校当局派杨力(赵寿山将军女婿),代表组织匆匆念了悼词。我站在父亲遗体旁,头脑一片空白,不知杨伯伯念了什么,但听“文革中犯有错误”。

与父亲诀别的时刻到了。焚化炉门开启,传输带滚动,炉内两边火焰腾起,点燃遗体上覆盖的红绸,向上飘起。炉门关闭,我返回休息室,黯然伤心,但没有哭。第二天中午,家中无人,我在上房清理父亲的公文包,困了,就趴在缝纫机上睡着。朦胧中,忽听大门门环叩响,爸爸下班了,沉重的脚步登上台阶,钢精饭盒在公文包里响着,脚步渐近,一激灵我就醒了,方知是梦,潸然泪下。

父亲匆促火化后,骨灰无处存放,母亲托她的学生在长安县韦曲找个荒僻处,将祖母的骨灰(红绸子包裹),连同父亲的骨灰(白绸子包裹)一起深埋。

1978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发文《关于成青阳同志问题的复查决定》:“经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成青阳同志的一切‘现行问题’,纯系强加给青阳同志的污蔑不实之词,应彻底推倒。”父亲追悼会举行前,家人才在韦曲野地找出父亲和祖母的骨灰。后来,父亲的骨灰存入烈士陵园,而祖母的骨灰被二姑取走,不知所终,以至如今不知去何处祭奠老人家!


四、身后是非谁管得

1940年代末,国共决战时,中共在国统区开辟了所谓“第二条战线”,北平是主战场,而清华大学地下党则是主力军,分“南系”和“北系”,分属中共南方局和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组织都很隐蔽,也无横向联系,各自发展外围组织。“南系”组织了“民青”和“炼社”等组织;“北系”建立了“华社”等组织,成员约八百多。先父投奔冀东解放区之前,加入的是“炼社”。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对地下党员的任用,采取的是所谓“十六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冒死革命的地下党员都落得如此下场,而那些参加外围组织者,就更难入正册了。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这个政治面貌就说不清楚,直到1980年代未,那一代人面临离休或退休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算不算参加革命,还是个问题。

1988年,原“南系”创建人方复等三人联名上书老领导王汉斌等,为“炼社”正名,拖了六年不见批示,后来才知,“北系”某领导以不知此事为由,不承认“炼社”社员参加革命。为此,1992年4月初,“南系”直接领导袁永熙致函北京市委组织部,疾呼尽快给年逾古稀的“炼社”社员正名。当时,袁已患脑血栓,正住院医疗。

父亲的好友许应钟(水利专家,原“炼社”社员)为落实政策,专程从沈阳到北京。一天,许伯伯带着我去见方复,路上,他告诉我,学运期间,方与我父亲关系很好,他手中还有学运时的照片,其中就有我父亲。等我们见到方复,他因患类风湿和心脏病,瘫坐在椅子中,表情漠然,似乎对往事不再关心。

当年与父亲一起从冀东进军秦皇岛的十二位大学生中,有位叫于山(章启宇)的,与我父亲等并称秦市“四大才子”。他曾任《河北日报》主笔,1957年,因主张“办报纸,要反映社会的现状,要关心人民的疾苦”,经《人民日报》点名,成为“右派”。历经磨难后,上世纪末,于山临终对女儿喟叹:“悔不当初。”

书至此,不禁悲从中来,莫能自己。父亲生于忧患,殁于动乱,而未尽其才,也不及目睹青年时追求的光明,其终怎能瞑目?

草于2012年春


附:《先父成青阳九十诞辰纪念》后记

父亲卒于风雨如晦之一九七一年,迄今已四十余年。这期间,家国剧变,但儿女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与日弥增。二0一三年,值父亲九十冥寿,儿女编写年谱,整理旧照,征集回忆,汇编成册,印一百本,分贻亲友,留作永念。

年谱据父亲一九五一年秋所写《自传》草拟,一九四九年之前,行事较详,而其后,因文祸而不著文字,故多略去。照片按年排序,略加说明。

先父一生好学不倦,勤于笔耕,“反右”之后,无奈辍笔,故留存文字甚少。遗文选自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清华旬刊》。行文虽为急就章,但字里行间充满激情和真情,从中仍能感受其赤子之心。

回念顾复之恩,今无以回报,不胜怆痛,即以此册,遥祭父亲在天之灵。

岁在壬辰六月   儿小秦谨记

袁剑平: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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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高校招生时北京市的一个考场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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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February 25, 2017

李斌:一个“狗崽子”的迷惘–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博谈网2017-03-12 08:24 来源: 我们忏悔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便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迎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战斗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毛泽东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他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整版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时,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见我诚恳反思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丑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时,负责押解的红卫兵按下倪老师的头,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便得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犹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二是不会单独行为,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儿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行驶,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沿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坐在轿车里面,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泽东,第一次当然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天安门,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了。我只望见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色块:毛泽东的红脸,林彪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毛泽东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毛泽东,一边问别人几点,再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胶卷,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来。那时候我愚忠得很,觉着我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惶恐。

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做他们的夜宵。领头的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被录取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就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杨浦区的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做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

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毛泽东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惶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

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分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限!”从此,“和父亲划清界限”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坠落于万丈深渊。

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我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共产党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儿仔细看了一遍“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儿,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刚收到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855团,“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团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期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被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儿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并赴缅抗日。

30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聿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9·13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里哈啦,唯独1971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哥们儿告诉我:副统帅林彪摔死啦!我飞跑回教师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儿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钟,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倒背如流。

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林彪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想让林彪暴露一下。再后来江青被判处死缓,我不明白了:对毛主席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部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7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四年前,我认识了三师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毛主席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火中一位哥们儿,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些许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也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儿,我快冻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泽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儿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缮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兵团的美术学习班。负责兵团学习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毛主席,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赃了。为了分赃,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比谁更忠诚。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毛主席不忠,认为对方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枫》的《连环画报》引起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的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儿模棱两可,都是不作定论。这么一来《枫》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我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的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锢自由思想与辱没独立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做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闪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可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

马云龙:恐怖的等待

如果你问我,比“恐怖降临”更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是“等待恐怖降临”的过程。

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们经常把进监狱说成是“下地狱”,可是,在我的体验中,真正的地狱是进监狱前那一个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经过农场劳动、下乡插队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又在长葛县城一个叫做“五七专科学校”的新建学校里当教师,共七八个人,到我家聚会。买了几斤肉,拎来两瓶酒,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谈话还有个主题,回忆农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势,展望将来的出路,后来,就变成了插科打诨说笑话,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狂呼乱叫。最后,看到夜已深了,才摇摇晃晃地散伙了。这个生日过得热闹而又轻松快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段快乐生活的终结日。

过了两天,当我带着欢乐聚会的余兴到学校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神秘了。遇到的每个人,不是调头转弯分路而去,就是低头快步匆匆而过,平时最好的朋友见面也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把眼神转向别处。这是怎么了?真是见鬼了。

在厕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翟发祥,他左盼右顾之后才和我说了话。“一句话也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他面目严峻,声音低沉,说完转身离去。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人来访,没有声音,死一样沉寂。这真是反常,平时我这里总是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外面的校园里也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声,只有呼啸的北风在屋檐上发出凄厉的鬼叫。

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走出校门,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停下,是物理教师张凤岐。他匆忙地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然后一句话不说,径直走了。

纸条上写着:“晚八点整在化肥厂后的铁路旁见。”

冬季的晚八点,天已黑透了。化肥厂后的铁路边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摸索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有两个用帽子和围巾包裹得看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说话才知道,是张凤岐和数学教师任其亮。

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的三个同事,数学教师张某,语文教师冯某和生物教师陈某,联名写了封举报信,检举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论”。据说,举报信直送一位中央领导手中,现在,一个由省地县三级公安和宣传部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庞大专案组已进驻长葛。这几天正在日夜不停地传讯我周围的人,他们俩已分别被传讯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被传讯过的多达几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认识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传讯中提到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说,到底有多少问题还不知道,但从已提到的问题来看,情况似乎“上纲上线”,相当严重。例如:

我曾经说过,对毛泽东也要“一分为二”,“毛泽东也有错误”——这是专案组重点追问的问题之一,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听了之后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紧,我相信能解释得清。”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在一次政治学习时发生的争论,有人说“一分为二”的理论不能用在毛泽东身上,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我不同意,因此发了一通议论。我不认为这就是“攻击”。

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听后笑了起来——我们那所新建的学校,上马匆忙,设计草率。由于夹在方向并不垂直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专用线之间,大门是斜的,进门后的路和院墙形成锐角,十分别扭。一次在地里劳动时,有人提议,为了解闷,大家来玩个“顺口溜联句”,一人一句,必须押韵。我就说了第一句:“专科学校,歪门斜道。”大家哈哈一笑,有人接着续下去:“公鸡学着母鸡叫……”这是真实的故事:学校要搞副业,由生物教师陈某(他是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牵头养了100只鸡。结果死了99只,只剩下一只公鸡,还整天学着母鸡下蛋咯哒咯哒地乱叫。有人又续了一句:“任其亮学着女人尿……”这是现场发生的实景:当时任其亮要小便,懒得到几百米外的厕所去,又怕远处的女同志看到,于是就地蹲下来在庄稼中方便了……这个“顺口溜”一直续了十几句,当时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欢乐无比。这本来就是个玩笑,也成了“反动言论”了?岂不可笑……但是,在我被捕后接到的起诉书中,还真有这一条。因为那所学校的名字中有“五七”二字,我说的“歪门斜道”就被解释为对神圣的“五七指示”的直接攻击了。

前两条我并不十分在意,觉得可以解释清楚。但后面说的几条让我心里一沉——“攻击江青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

一次是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张少华(后来以“邵华”的名字闻名),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泽东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我后来曾在一些朋友中间说起过这件事,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这哪像个党的领导人啊,简直像个家庭妇女,把婆媳争端拿到大庭广众中哭诉,真有损她自己和毛泽东的形象……

还有一次,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游行的预备会,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座位在主席台上江青后面约两米的地方,所以看得十分清楚。全场的人都到齐了,只等江青的到来。她姗姗来迟,落座后接过李讷(北大历史系学生)递来的书包,从中拿出几个药瓶,在桌子上一字摆开。然后,从每个药瓶中分别倒出一些药片,端起茶杯,在聚光灯下,用很夸张的动作,当着全场几千人的面,一仰头把药吃下……后来,我在和朋友聊天时,多次说起过对这个场景的真实感受:“真不愧是演员出身,好像是在用动作告诉大家:你们看,我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

我没想到,这些在私密场合的谈话竟然都进入了专案组的调查范围。那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红得发紫。“攻击江青”可是个足以杀头的罪名啊,我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夜黑天寒,又怕被人看见,我们只说了十几分钟,就匆匆散去。这是在我被捕前和同事惟一的一次私下见面。在被捕后的第一次审讯中,这次会面被当成了追问的重点——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在荒凉的旷野和如漆的黑暗中他们是如何实施监视的。

地狱般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明明心里如滚油煎熬,但我还要装出没事一样,早晨起来照常到马路上去跑步,回来照常到院中结冰的水管下去冷水浴,吃了早饭照常去上班,到了办公室虽然没有人来说话,但我还要装作备课的样子……

这期间,还有一次照例举行的“政治学习”,但是气氛和往常迥异。全校教师都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所有的人都铁着脸不说话,气氛十分紧张压抑。只有校长兼支部书记周福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政治学习时,我一直主张大家要畅所欲言,不能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但是,说话也要认真严肃,不能随心所欲,信口胡说……”

这些话,像是在指责什么,又像是在辩解什么。他面目憔悴,两眼浮肿,内心似乎十分痛苦。我注意到,在他说话时,大家都没有表情,只有那三个举报者在活跃地互相交换着眼色。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也被传讯了,当时因为替我辩护,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过了不久,他被撤职了,这次讲话也被当成“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证据。

单位的气氛是这样,回到家里,我也不敢说话——因为我当时住在妻子的单位县中学里,宿舍是五开间的大教室分隔改造的,房梁以下用土坯隔开,而房梁以上是通透的,河南人叫“透山墙”。我家西邻是检举人之一陈某一家,而东邻是县公安局的政保股长一家,我像“肉夹馍”一样被夹在中间。那个房子一点也不隔音,邻居家筷子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就像在一个屋里一样,真的是“隔墙有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凑近妻子耳边,悄悄地把坏消息告诉了她。她吓坏了,但不敢出声,只是无声地落泪。从此,我们家里没有了声音,有事都用纸写,看完了马上就烧掉。

每天早晨离家时,妻子都要久久地站在窗前,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古人有句诗云“上床与衣履相别”,说的是生命无常,谁知睡下还能不能再起来。我这是把每次离家都当成生离死别,谁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呢?每天回到家,两人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又熬过了一天!

最难过的是夜里。无眠的长夜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又不能说话,只得打开灯翻书。但是书上的字在眼睛里跳来跳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于是,拿起笔纸来和妻子“笔谈”起来:

“跑吧。”
“往哪里跑?这年头跑到哪里还不是抓回来?再说,监视得这么严,大概出不了县城就抓住了……”
“申诉和解释去。”
“找谁去说?人家没找你,你见了人家怎么说?——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消息了?你怎么回答……”
“不知道哪天会抓起来,不知道会关多久……”

经过几夜无声的“长谈”,我对“后事”做了如下安排:

我被捕后,如果长期不能回来了,就请妻子提出离婚——我不能让她和女儿长期生活在“反革命家属”这个可怕的大帽子的阴影下;我自己会尽最大力量为自己辩护,但我也知道,在那时这样做怕是用处不大,如果真的没有希望了,就自我了断。我不能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或终生在铁窗下消磨。为此,我还让妻子上街买来两片单面剃须刀,分别藏到皮鞋的后跟里,她垂泪无言地按我的要求办了……

床头的马蹄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个个长夜就这样过去了。

1975年的元旦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惨淡的新年。妻子默默地包了几十个饺子,煮熟后,二人相对,无言地吃下。吃完后我跑到屋外,又都吐了。长期的神经紧张和连续的无眠之夜已超出了身体所能耐受的极限,胃里像火一样刺痛……

我开始不断地祈祷:让该来的早日到来吧!

后来,我在牢房里看到过临终的死刑犯,非常理解他们在听到死亡判决后,为何有人会无望地要求“快一点执行吧!”等待死亡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折磨。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1975年1月10日上午,我来到学校后,孤零零地僵坐在办公室中。忽然有人叫门,是范副校长。他回避着我的眼睛,说:“你到会议室来一趟。”

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里面有四个穿警服的人。一个面孔黧黑的矮胖子厉声宣布:“我们奉命对你实行刑事拘留。”然后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四年零九天以后,向我宣布释放决定的也是他。

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又用绳索捆住我双臂。我抬头一看,这人我认识:三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村里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打倒毛泽东,保卫刘少奇”,他曾去破案,还从插队学生中调我去帮助鉴别字迹呢……

被绳索牵着,我走出了会议室。校园里没有一个人,但路过的每个窗户里都有熟悉的面孔在张望。惟一来和我告别的是传达室的老杨头,平时我总好进传达室去和他聊天。当我们一行走过时,他呆立在大门口,轻轻地对我挥了挥手,眼睛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看守所离那所“五七”学校只有三里多路,而我家住的县中在看守所对面,只有几百米远。我被牵着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清晰地听到县中的大喇叭响起来:“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到会议室集合……”我知道,这个紧急会议肯定和我的事有关。又想到,此刻那边怕是正按照常例在抄家呢……

办完例行的入监手续后,又跨过两道武装警戒的大门,我就进到冰冷的监房里了。

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也没紧张。铁门关上后,我才觉浑身无力,就席地而卧,几分钟后即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如此深沉的睡眠……

□ 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3月23日

据《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六九期,2017年3月5日由华新民发表。

杜光:贱民生涯第一课

1958年春,我在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尾声中被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跌入社会最底层,沦落为低人一等的贱民,与地富反坏为伍,并称为“五类分子”,也被称为“黑五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不得不“低头认罪”,但在思想深处,我却满怀悲愤,拒不低下高傲的头:“我是比你们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是,现实比思想更有权威,教训很快就来临了,第一个给我教训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军官。

高级党校的教职工中,共有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被划得最晚的。当时,多数右派分子已跟着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去劳动改造,留在校里的,只有我和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等几位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干部。有一天,我和他们被派去稻田插秧。刚插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叫我,说有一个人来找我调查,让我到团委办公室去。我过去曾有过多次接待外调的经验,不以为意。

到了团委办公室,只见校团委书记李树生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指着另一张办公桌旁坐着的一个挂着少尉领章的青年军官说:“杜光,这位部队里来的同志找你调查情况,你按照他的要求告诉他。”

李树生是我比较熟悉的,1954年高级党校成立职工俱乐部,校部办公室主任于子元兼任俱乐部主任,我和李树生为副主任。俱乐部的活动,多由我主持,经常同他商量。有一次他还把校团委给校党委的报告稿给我,让我帮他修改。所以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扳起脸来,说完就坐下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句:“好的。”就在那青年军官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刚坐下,就听那军官大吼一声:“起来!谁让你坐的!你这反革命右派,架子还不小!”

这个下马威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好站起来。我活了三十岁,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使是大大小小的反右批判会,批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发生过不许我坐的人身虐待!我十分气愤,却无可奈何。这时李树生过来,对那军官说:“还是让他坐下吧,坐下来好谈。”那军官白了李树生一眼,不高兴地说:“坐吧!”

那军官一开始不说他要调查什么,却要我交代上学的经过。我把在家乡上小学,到上海上中学的历史说了一遍。他问我中学有哪些同学,我说了十几个,其中包括黄思兆。他说:“你说说黄思兆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要调查的对象是黄思兆。

黄思兆是我在伯特利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一班,但同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彼此很熟悉。他勤恳朴实,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次被推选为班长。我在班级里也多次当班长,常在一起开会。我1946年1月离开伯特利中学后,同他有几年没有来往。1952年听说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学习实习都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成为名医吴英恺的得意门生。1953年初他和戴恩凤在协和医院结婚时,我还参加了他们的简朴婚礼。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高级党校南院的门口见到他们两口子,才知道黄思兆随同吴英恺,被派到离高级党校不远的黑山扈,参与筹建一个胸科医院。此后我曾多次到黑山扈去看望他们,他有时陪我爬上山顶,指着山脚将盖一个专科医院的前景。戴恩凤生女儿时,黄思兆把母亲接来照顾。他母亲慈祥而健康,我有时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去,她总是亲切招呼,拿出当时还十分稀罕的糖果给我儿子。协和医院是归部队管的,黄思兆是军医,挂着中尉的领章。这个来调查的是个青年军官,就可以理解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黄思兆的情况告诉那个青年军官。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替他评功摆好,说说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他说的问题是什么,有点茫然地说:“他原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他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跟我耍滑头!老实交代你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又大吃一惊,怎么把我也搅进去了?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诈唬我,还是掌握了什么扭曲不实的材料,担心他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我说:“我的政治历史问题,高级党校的党组织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交代的。黄思兆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有听说过。”他大喝一声:“你还不老实!你们和卢文渊是什么关系?”我一听就明白,这些搞政治运动的人把你定为运动对象,就会捕风捉影地大胆假设你的问题,然后连蒙带唬,没有问题也要榨出些问题。卢文渊是黄思兆的同班同学卢文深的哥哥,原来也是伯特利孤儿院兼中小学的学生,抗战开始后伯特利迁往香港,1941年初迁回上海,卢文渊就留在香港了。我只听别的同学说起卢文深有个哥哥卢文渊在香港,却没有见过他,也不了解他。所以我对那个军官说:“我认识卢文渊的弟弟卢文深,但不认识卢文渊。黄思兆可能认识他,因为都是伯特利的学生。不过黄思兆回上海时才十二三岁,以后也没有同卢文渊联系,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军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还这么不老实!你们在香港时常在一起,怎么不认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说我到过香港,这可太荒唐了!我说:“我没有到过香港,也不认识卢文渊。”他站起来说:“你没有到过香港?你再说!”我说:“再说也是没有到过。你出来调查材料,应该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不要这样无中生有!”这下把他惹火了,他恼羞成怒,手指着我说:“你这个反革命右派,胆敢来教训我!”一面说一面绕过桌子,朝我扑过来,看样子想要打我。我站起来躲开他。这时李树生过来,拦住他说:“不要这样激动!好好谈!好好谈!”把他劝回原来坐的地方。他气恼地说:“他不交代问题,居然还要教训我。”李树生退回去坐下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看来,他对那位青年军官的所说所为,颇不以为然。

这个局面有点尴尬。我对青年军官解释道:“我13岁时到上海伯特利中学,在这以前,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乡村里,没有到过香港。伯特利中学和孤儿院抗战前在上海,后来搬到香港,1941年初从香港搬回上海,我是伯特利搬回上海后才进去的。卢文渊原来在伯特利,但伯特利搬回上海时他留在香港了,没有回上海,所以我到伯特利中学后没有见过他。”那青年军官说:“那你就交代黄思兆和卢文渊的关系。”我说:“黄思兆在香港时同卢文渊有什么接触,我不知道。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又是同学,免不了会一起玩耍,有什么问题呢!”他厉声说:“有问题才找你,你老实交代!”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你要我交代什么?”他拍着桌子斥责我不老实,我则一再表示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僵持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不相信治不了你这个反革命!”说着话又想冲过来打我。李树生当时一面工作,大概也注意着我们的谈话,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过来拦住他,对他说:“不要激动,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把他劝坐下后,李树生对我说:“杜光,要老老实实地把情况说清楚。”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他可能从我和那军官的对话中,听出了问题所在,对那青年军官说:“我看杜光谈不出什么了,他正在劳动,让他去劳动吧!”他不管那个军官同意不同意,接着又对我说:“你劳动去吧,好好劳动!”我应声站了起来,深为李树生替我解围而高兴,心想如果没有李树生在旁边,我今天非挨揍不可。退出团委办公室时,只听那军官说:“这个人当了右派还那么嚣张!对这样的反革命右派不能太客气,你们高级党校对右派太宽大了。”

我很担心黄思兆会不会成为反右派运动的补课对象。如果这样的话,在类似那个青年军官的批判审查之下,恐怕要吃不少苦头了。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申请入党,党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那就比较正常了。不过,如果他那里的党组织像对我调查的那个青年军官那样捕风捉影挑毛病的话,恐怕入党也困难。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当时部队调查黄思兆是为了什么,但调查者对他具有敌意是十分明显的。过了不久,我听说黄思兆患肝癌去世,十分可惜。他如果能够健康地得以长寿,以他诚恳认真的品格,必定会成为一位卓有成就、造福民众的医生。但他不过三十来岁就逝世了,实在令人遗憾。

我回到劳动的稻田,见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都坐在田边的树下休息。他们4位都是“三八式”的老党员。陈仲平抗战以前就已入党,是闽西游击队的领导人,一个地区的副专员,1950年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反右时是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反右前的整风运动中,福建和广东的中共省委以反对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名义清洗地方干部,殃及陈仲平,材料转到高级党校,所以被划为右派。王名衡是文史教研室主任,著名的抗战诗人,笔名天蓝。他最著名的诗是《队长骑马去了》,结尾几句:“队长骑马过黄河/黄河有不测之风波/你奈黄河何!”曾经脍炙人口。他同胡风有书信来往,反胡风时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整风时对此表示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范若愚讽刺他“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不舒服”,于是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许诺原任校刊编辑室主任,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青年与新道德》一书,颇蒙赞许。他曾是湖南某县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到延安后适逢抢救运动,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审查了一年多。他反右前曾向人谈起这件往事,不无怨言,有人还从《新青年与新道德》里挑出一些毛病,他于是被划成右派。马鸿模是文史教研室讲师,解放战争时期曾是解放军某团副政委,转业后当过中学校长。1951年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工作。他在反右运动中被人揭发对母亲十分苛刻,引起公愤,批判他的大字报很多。校长杨献珍曾在一次会议上戏言:“马鸿模应该开除人籍!”加上其他言行,最后也难以幸免。

我回到他们中间,气愤地把刚才的情况向他们说了。陈仲平说:“杜光,你不要气恼,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叫你生气的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马鸿模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份要有准确的定位,我们现在的社会身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家把我们看做反革命,我们只好逆来顺受。认准了这个必然性,就不要生气了。你生气也是白生气,毫无意义。”陈仲平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说:“我今年三十岁,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却立成了一个右派!”他说:“你才三十岁,还有希望;不像我们,都老毬了,只能苟延残喘了。”他接着又说:“不过人总要活下去!‘适者生存’,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只能我们去适应环境,不能要环境适应我们。我们就夹起尾巴做人吧!”王名衡、许诺也说了几句话,劝我要正视现实,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

谈兴正浓时,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农催我们继续插秧,谈话就中断了。

59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年军官凶神恶煞般的形象,李树生一再替我缓颊的情景,陈仲平等对我的劝慰语调,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右派生涯的第一堂课,它使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但与此同时,我的头脑里仍然顽强地存留着“我比你们这些共产党员更优秀”的思想,傲然地睥睨众生。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就是在这两种意识的交织中度过的。它一方面迫使我忍辱偷生,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另一方面,它也鞭策我更加勤奋地劳动,更加刻苦地学习。59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回顾那些荒诞的生活细节,点点滴滴都融进我的历史,成为我这一生积累的精神财富。

至于那位少尉军官,如果他一直没有退役的话,按照他对我这个右派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大概是会不断得到提拔重用的,仕途亨通,现在应该是退休的上将或中将了吧,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面对我这个个右派时的尴尬局面?

人生是一幅繁杂的图像,有灰暗,也有瑰丽;有丑陋,也有美好。记忆就像调色板,把各种色彩渲染在画布上,构成一幅幅画图。画得好不好姑且不说,只要是自己用心画出的,都是值得珍惜的。

2017年3月12日

五柳村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上午6:47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