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秦:往事只堪哀– 写在父亲九十冥寿之际

一、逼上“山那边”

父亲成青阳(成景晖)的经历简单而清白,据1951年审干时所写《自述》,父亲从小学到高中(1930 – 1942年),整日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其间,他有两次可能更早卷入革命。

父亲的审干自述草稿(1951年)

一次是1936年12月初,西安爆发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吁请国民党政府“支持绥远抗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父亲参加游行,又随同学去富平县乡下,宣传抗日,历时两月有余。“西安事变”后,他就读的西安第一中学,有数位同学奔赴安吴堡,参加“战时青年训练班”。那是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干部学校,由冯文彬和胡乔木主持,三年间为中共培训上万名干部。好友周天保约他同往,但他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祖父母坚决反对,终未成行。不久,日寇逼近风陵渡,西安告急,中学南迁洋县,祖母也因他年龄小而不允随迁。

另一次是1939年夏,父亲考入西北农学院附属中学(位于陕西武功),由祖父至好曹继难先生照顾并辅导英文。入学不久,便有同窗离校去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或“鲁艺”求学。但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此类短训非正规教育,而他的夙愿,是选读工科,成为教授或工程师。

祖父历经清末乱局,军阀混战,为救国安民,被迫三次从军从政,但都不恋权财,洁身而退,或教书或办报,尝言中国政坛黑暗,纯洁士子,一涉官场,便腐败堕落,告诫子女远离政治,学习理工。这样的灌输,对我父亲影响很大。

中学时代的父亲(右)与好友姚德祥(纺织业专家)

高中毕业后,父亲向往西南联大,而祖父也希望他去昆明,远离西安,因为,当时国民党对西北的控制日甚一日,政治黑暗,法纪沦息。此外,祖父的好友张奚若先生时在西南联大执教,可予以照应。那年仲夏,父亲准备经重庆前往昆明,临行,学费尚无着落。祖父的挚友,著名书法家寇遐先生得知,奋笔不辍,卖字筹措三千元,使父亲得以成行。在重庆期间,父亲借住韩兆鹗先生家。韩先生时任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战时车票特别难买,韩先生多处托人,代买车票,送他上路。多年后,父亲提及此事,仍对韩先生感念不忘,那时,先生已沦为“右派”。在渝逗留期间,他还拜会了父执于右任先生,先生对他鼓励有加,并给了盘缠。

父亲从贵阳赶赴昆明,考期已过,只得进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一年,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工程系。他在《自传》中写道:“初到联大,无论什么对我都是新颖的:民主墙上五颜十色,上面贴有批评反动政府的文章、《新华日报》、各类广告;演讲会、讨论会上,教授们公然抨击政府;同学们则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当时,云南仍是龙云的天下,民主气氛极为浓厚。这使一个刚从蒋胡匪严酷统治地区来的青年倍感惊奇,觉得痛快,觉得新生,为自己终于走到充满阳光的地方感到幸运。……假如不来联大,我将是多么可怜无知的人呀!在联大不上学,看几年,听几年,我也就知道真正的人生了。我开始真正知道‘民主’的意义。”

那年秋,祖父的至交杜斌丞先生抵昆明,住在族亲杜聿明将军家,当即叫父亲过去,送一千元作学费。杜公昆明之行的目的,是说服关麟征和杜聿明联共反蒋。那天,杜公假翠湖宾馆(远征军总司令部),宴请昆明的民主人士。宴会上,张奚若和李公朴借酒痛骂蒋介石,让杜将军十分尴尬。杜公在昆明活动近三个月,临赴成都密会民盟主席张澜之前,还在奚若先生处给父亲留下三千元。

1945年,张奚若先生与钱端升先生在昆明北门街唐家花园张宅

那时,家里汇去的生活费都存在奚若先生家,父亲按月支取。据文朴叔叔(张奚若先生哲嗣,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说:“那会儿,你爸常来家里,用陕西话说笑话,把外婆和家里人逗得直乐。” 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后(1945年上半年),因家里接济不上,他去宣威板桥镇初级农业职业中学勤工俭学,给毕业班讲授数学和英文,并代理教务主任,为期一学期。该校校长叫周金壁,为人正直,曾因所谓“思想问题”在昆明坐过牢。父亲教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考上宣威或昆明的高级中学。父亲离校时,老师和同学们都依依不舍。那年夏,父亲返回西南联大,转入土木工程学系。

1945年春,父亲在云南宣化板桥中学

求学期间,父亲的思想也起了变化。那时,他常去张家求教,奚若先生除讲做人处世的道理,也纵谈国内外政治,让他大开眼界,在张家结识许多著名教授,如闻一多、吴晗等。他在《自述》中写道:“我非常佩服张先生对国内政治透彻的见解。特别是“一二·一”血案之后,张先生为民主而斗争的坚强骨气,给我的感动最深。”

“一二·一”血案,是指1945年12月1日,国共内战爆发之际,昆明全市学生举行联合罢课,上街游行,反对内战。当日上午十点,大批军警手持木棍及扁担,冲进校园,殴打罢课学生,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师生四人,伤近七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

父亲记述:“特务数次冲击工学院,我们用电线架起电网,手提木棍,每晚巡逻护校。在文、法学院,同学们用身体顶住大门,不让特务冲进(十二月一日),为反对内战,牺牲了四位同学,我们抬着棺材,在昆明举行了空前的示威游行。…… ‘一二·一’血案的教训,使我从愤怒转向仇恨,投身民主运动。修正了此前对老蒋的看法:国民党‘臣皆亡国之臣,君非亡国之君’。”

与“一二·一”烈士诀别。右侧站立者为父亲

奚若先生眼见这个从不关心政治的青年,渐趋左倾、激进,慨然而言:“这是国民党替共产党招兵买马,从前积极的更前进了一步,中间的更积极了,落后的对国民党也采取了中间态度。”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奚若先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发表演讲《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倡言:“废除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为国家着想,为蒋介石先生着想,我劝他下野。”演讲稿由父亲寄给祖父,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上全文刊载。当时,除昆明的《学生报》,在国民党统治区,敢于发表这篇演讲的,惟有《联合版》一家。此举触怒当局,调遣军警、特务砸毁、焚烧并封锁报馆,致使联合报停刊。

4月初,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迁,父亲返回西安,停留一个多月。老宅处在特务监控下,频频接获恐吓信,这进而让父亲认识到:“西安是中国最黑暗的一角。”祖父担心长子的安全,命他尽快离开西安,去北平求学。行前,父亲去王家巷三十二号探望杜斌丞先生。杜宅门口站着两个特务,对面设一茶棚,扮作茶客的特务严密监视每一来客。杜公正在读书,见我父亲进来,非常高兴,谆谆垂询学业,反复叮嘱他小心特务,催他赶紧脱身去北平。不想这是他与杜公的永诀,

父亲到达北平,遵奚若先生建议,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继续学业。那时,他已从不问政治,转而同情共产党,但与清华地下党“南系”保持距离,仅参加外围组织“炼社”的活动,编辑清华学生自治会机关报《清华旬刊》。

在《创刊号》(1947年1月底),父亲撰写了《张奚若先生访问记》。访谈中,张先生纵谈宪政,认为:“ 宪政之第一要义为守法,而所谓守法是要官吏守法,不是要老百姓守法。…… 宪政是要向来滥用权威,欺压人民的政府守法。” 并痛斥国民党政府“既无能,又贪污”。

《清华旬刊》创刊号

杜公殉难百日之际,父亲在《清华旬刊》第二期(1947年2月6日),发表《忆杜斌丞先生》,在结尾昌言无忌:“杜先生是我的父执,我站在晚辈的立场上,有向社会父老控诉的责任;何况杜先生坚毅不屈,杀身成仁的表现,正是说明人民革命斗志的坚决。死,怕什么?谁不知道,通向民主自由的大路是斗士的白骨砌成的?从这点上说,我有责任把我所知的杜先生奋斗史写下来,给在苦难中的人参考:让我们更小心点,更坚决地走完杜先生未走完的这条大路。我想,这样才可以告慰于杜先生在天之灵!”

1948年4月,父亲与同学张家炽(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编印了《冀东行》,鼓动同学去解放区。月底,他主编了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在《从墙上看清华》一文,激情写道:“我并无意请君登墙观园,而且这里的“墙”,指的是清华民主墙。自由,民主,进步,铸成了这座墙的精神 — 也就是清华的精神,因为它扎根在每个清华人的心里,它能说出每个中国人的心声。……钟声、夜景、白鸽、云影并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清华,去体会清华的真精神。你必须走出工字厅高贵的客室,到这座涂得污秽的民主墙前看看,它会告诉你真的清华。尤其是清华园外,为竞选所谓“副总统”而闹得天翻地覆的人们,假若得暇,到清华民主墙前,看看清华自治会理事竞选的热烈场面,我想,他应该惭愧得臭汗一直流到握着民脂民膏的手心里!”

国立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封面

父亲(左四骑自行车者)在学运中

5月初,承印《清华旬刊》的印刷所(位于北京东单附近)被查封,父亲前去联系业务,差点儿让军警扣押。接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名单泄露,当局开始大逮捕。15日,陕西同乡袁玄晖告诉父亲,训导长李继侗教授紧急约他,说:“成景晖上了黑名单,捕风甚急,让他赶紧走。”

17日,父亲携程新达(后进入西柏坡,更名“左达”,曾任宝鸡市委副书记)到西斋,与同乡好友宋伯胤(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告别,反复叮咛伯胤照顾冯雨荪的家人,深情地说:“雨荪是我们高中同学和好友,雨荪的祖母也就是我们的祖母,我们怎能坐视不理呢?”当时,冯君的祖母带着两个女儿流落北平,生活困顿。

临行,父亲将私人物品,包括闻一多先生为他篆刻的图章,交付好友许应钟(水利专家,曾任辽宁省水利厅秘书长)。闻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父亲特别珍惜那枚图章。图章为紫纹玉石,阳文“成景晖印”,顶端刻“1945多”,侧面草刻“1948年5月,交许应钟保管”。四十多年后,许伯伯不负亡友之托,几经周折,打听到成家的下落,千里迢迢,亲赴西安,将那枚图章交给我母亲。

闻一多先生篆刻的印章

次日,父亲持地下党员孙荣庭(又名“孙放”)的介绍信,秘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折迭夹在纸烟盒内,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曾起干同行,从丰台车站上车,根据帽型和服饰,默默地跟着交通员,在唐山古冶下车,扮作开滦矿煤工,通过封锁线后,躲进高粱地,一直等到天黑,靠曾君的指南针,往解放区方向走,翻过小山西行,一路走走停停,大天亮时,看见村头墙上写有标语,进村一问,才知是两不管地区。他们未敢停留,继续前行,直到遇见儿童团员,才确知进入冀东解放区。

父亲投奔共产党之前,思想深受祖父和奚若先生的影响,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君子不党”的思想。

祖父身经乱世,目睹政坛黑暗,反复告诫子女远离政治,尝言“中国社会是黑暗的,搞政治的多为政客,无甚好人,” 痛骂某为“党棍子”。这些灌输对父亲影响很大,让他对“党”怀有戒心,而崇尚“清高”。

辛亥之秋,陕西光复后,张奚若先生随即脱离同盟会,远赴美国留学。返国后,先生或以教书为业,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与国事,针砭时弊。1946年初,国民党为阻止奚若先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污称他为国民党员,先生当即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1949年之后,先生作为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1957年,批评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惹得毛泽东大为不满。

父亲在昆明及北平求学期间,亲炙于奚若先生,思想根本转变。他在《自传》中数次提到:“特别感激张奚若先生几年来对我的民主教育,还有闻一多和吴晗教授对我的教育,使我明白,没有民主政治,我学工业是白学。…… 张先生是无党派人士,因此,给我另一方面的影响是,以为不参加党派更显清高,心想:追求民主,是为国家好,参加党派,多少都有点私见。”父亲认为,结党必营私,不仅与国、共两党保持距离,对民盟等社团也很有看法。当时,他并“不知闻一多和吴晗是民盟的,也不知父亲是民盟的,以后知道了,对这个组织也不重视。因张先生对民盟某些人向国民党妥协,也颇有微词。因此,在我的思想中是看不起民盟的。”他坚信“独善其身,靠技术吃饭,不看谁的脸。”

1947年夏,父亲在清华同学聚会上慷慨陈词

父亲进入冀东解放区后,即受重用,一度担任“知识分子训练班”大队长。当时,训练班负责人西林征求他的意见,组织毛泽东青年团(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父亲当即表示,他不想参加任何党派,认为“一旦参加组织,就失去自由之身。”其后,唐山市委书记吴德见父亲是工科出身,调他去唐山工矿企业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主任王林知他肄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调他去开滦矿务局军代表办公室,与英方交涉煤炭积压、解困及复工等事宜。王林再三动员他入党,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所谓‘清高’想法,是个人英雄主义,盲目崇拜民主人士。”但他入党的真实动机,还是出于“一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就是觉得身为党员,知道内情多些,且工作上方便些。”

 

1949年,父亲在山海关

父亲逃离北平后,家中音讯全无。1949年9月下旬,祖父的名字见诸报端,父亲才知他躲过劫难,赴京出席开国大典,便连夜写信,通过军邮禀告。至此,祖父方知,长子已投奔共产党。

参加“革命”之初,父亲对“党”仍有看法。从他残存的日记,或好友的回忆中,仍可看出,他对党内等级制,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大为不满。进城不久,秦皇岛市委某些领导便趋堕落,上班打麻将,甚至打得夜以继日,父亲批评道:“这是从乡下带来的游击习气。”市委领导开小灶,调来秦市的名厨,“天天如过年”,而一般干部吃大灶,天天高粱米,数月不知肉味。父亲津贴太少,成天为养家发愁。“三反”运动中,秦市代理书记石某传达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的指示,规定时限,揪出大虎、中虎、小虎若干。话说没几天,自己就被揪出,原来,大贪官张子善的送礼账册上,就列有送礼给石某。后来,父亲去省会出差,路遇石某,他忙为自己辩解:“青阳同志,我的问题说清楚了。”

参加“革命”初,父亲还是手不释卷

1952年初,父亲途经北京返陕探亲,与清华“河马”文学社文友重逢,郭利仁(后更名姜海,曾任职外交部美欧司)去他下榻的饭店会面,两人聊起“山那边”。 郭问:“48年那会儿,大家都唱‘山那边’如何如何,‘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那边情况到底如何?”父亲指着桌上的台灯,说:“你们看到的,是有光的地方,我却看到背光的地方。”


注释:

张奚若(1889-1973),字熙若,同盟会会员,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后,曾任教育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寇遐(1884-1953)字胜孚,号玄疵,著名书法家,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4年,寇公参与北京政变,翌年12月,任许世英内阁农商总长。

韩兆鹗(1890-1970),字卓儒,曾任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后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后,曾任陕西省副省长。1957年,韩先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冤死狱中。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著名书法家,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

杜斌丞(1888-1947),名丕功,字斌丞,民主人士、教育家,民盟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36年12月12日,杜公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接蒋介石密令,逮捕杜公。同年10月7日,杜公英勇就义。

山那边好地方  左弦 作词   罗忠熔 作曲 1947

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做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


附录:《清华旬刊》作者时乖命蹇

1948年4月初,《清华旬刊》重生,父亲与编委邀请前辈撰文,以“爱护清华”为主旨,纪念校庆。父亲用笔名 “戈京”,撰文《从墙上看清华》,赞许清华的“民主墙”,并断言“这座墙扎根在每个要民主的人心里,他们是推不倒的!”

4月27日,《国立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发行,不久,父亲便投奔解放区。二十年后的1968年5月,父亲“偶于旧书摊中获得此刊,披览宿构,昔日学运情景涌现心头,恰如该刊社论标题所示《风涛险恶,守望清华》,又若置身于刀光剑影之中。” 六十多年后,我翻阅这本页面泛黄的《旬刊》,发现除三篇文章因笔名无从稽考外,凡署名作者,1949年之后,均命运坎坷,不禁长叹。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冯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应约撰写《清华的回顾与前瞻》(第6页),谆谆教导学子:“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不管政治及其它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学术传统,向前迈进。对于中国前途有了解的人,不管他的政治见解如何,对于这个传统是都应该重视爱护的。”

如此发愿不足一年,江山易主,从此,冯先生历经运动,受尽屈辱,谈何追求“学术独立”。耄耋之年,先生撰写《三松堂自序》,痛心而言:“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盛澄华 (1912~1970),浙江萧山坎山人,翻译家、纪德研究专家。

在《奇意》(第7页)一文,盛先生以散文笔法,从“清华园内,竟不见了一座最神圣而最可爱的建筑”说起,然后将主题深化:“三十七年来,清华 — 这一舶来的熔炉 — 曾为国家冶炼成各项中坚人才,但素可否认地,她并不曾发挥出思想锋刃性的锐利,思想铁石性的刚度,除了,除了可数的……这只怪园内生活的温暖,像我家内的冰柿子,有时难免融化、瘫痪。谁知道!这也未始不是清华的长处。她要求她所培植的学子同时注重身心的健全,……他们与她们都应是安顺环境下优秀的公民。三十七年来,清华走着沉着的步子,她愿‘在安定中求进步’,但当面临任何不合理的措施与横暴,她不能默许,不能容忍。这是她一贯学术教育下培养成的信心。她对某些要求是坚定:学术与探讨的自由,人的尊严,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容忍地放弃的尊严。”

同年8月21日,在国民党军警围困清华园第三日,盛先生在《纪德研究·前记》,以散文笔法写道:“园内依然静穆安谧,窗外是秋蝉,鸣禽,藤萝,绿荫……只是这‘现在’不仅快抓不住,且也已不值得去抓住。黑夜步步逼近,待它吞噬尽一切时,曙光也终将来临。”从中看出,他对新生政权无限憧憬。

那时,盛先生似乎忘了,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中告诫:“弥漫在苏联境内的不下于或高出于任何集权国家中的形式主义,以及由此所教育成的人民恐怖与夸大的心理。”他也忘了,在《试论纪德》一文中,他曾写下:“人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思想上的不自由,则是纪德认为不可理解的。”1949年早春,盛先生身穿灰军装,打上绑腿,脚着白袜子,黑布鞋,随解放军四野南下,接管武汉大学。他努力改造自己,适应新社会。“文革”中,他随北大师生,下放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干校劳改,不顾身体衰弱,与年轻人一起,拦湖造田,于1970年4月18日,命丧农田。

王铁崖(1913~2003),原名庆纯,号石蒂,福建福州市人,中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教育家。

作为清华学长,王先生撰文《清华与我》(第9页),盛赞“清华的精神”。他写道:“自上海转学到清华,正是‘九一八’那一年。我还记得到清华园居住的第二星期,沈阳事件发生。清华园的空气突然改变,从恬静变成沉肃,从散漫变到紧张。我离开清华又刚好是‘七七’那一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的几天,我走出清华园之门。……从‘九一八’到‘七七’,在我个人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国家民族的历史是一个紧要的关头,在清华学校的发展之中,也是一个转变的时期。清华的精神,在于自强不息,这也是我们的校训。……但经过抗战,清华的精神,从一种口号,而见于实践。”在短文的结尾,王先生希望清华后学“瞻望前途,加倍努力。”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王先生便被划为“右派”,熬到“文革”,又下放到南昌鄱阳湖农场劳役。好在先生度过苦难,得以善终。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

在《祝清华校庆》(第11页)中,吴先生寄语:“清华是民主的,清华有长远的优良的民主传统。从清华学生自治会的选举,热烈,认真,完全表现出同学的意愿上,树立了实现民主的好榜样。我想,当代的政治家假如能来清华旁听一年半载,将对未来的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国的建立,有极大的帮助。纪念清华校庆,要把这可贵的民主精神发扬而光大之。”

不意二十年后,“文革”祸起,吴先生首当其冲,因《海瑞罢官》一剧遭构陷,批斗摧残,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吴先生提倡“民主”,却在暴政中,惨死狱中,尸骨无存,妻女也受迫害致死。

孔祥瑛(~2001),祖籍山东滕县,孔子第七十五代孙,著名学者钱伟长夫人。

应《旬刊》之约,孔女士撰写了《清华园外的老大姐们(校友消息)》(第16页)。她在文章叹曰:清华“园内风物依旧,奈人事已非。缅怀囊昔,感慨弥深。数载同窗,天各一方。……经多方访问,得七十余位同学之讯息,胪列于后。”

20世纪40年代末,夫妇俩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满怀欣喜地迎接解放。

不料安生日子没过几天,1957年,风雨如晦,钱伟长先生被打成“右派”,从此历经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1966年,“文革”骤起,时任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的孔祥瑛惨遭“红卫兵”迫害,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受尽屈辱。所幸夫妻挺过黑暗,尽其天年。

陈唐筼 1898~1969唐筼,又名晓莹,国学宗师陈寅恪夫人。

陈夫人极具文才,但因身体孱弱,家务缠身,一生很少行文。此次陈夫人也欣然撰文《希望女同学们将来有一个快乐的小家庭》(第20页)。夫人在文中规劝职业女性:“现在有一部分的人们,以为家是一个累赘,有了家就会妨碍个人的事业,我的意见不然。……我的理由有几点如下:1)家是使我们得到真正休息的地方;2) 家才是我们能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所在;3)对于下一代儿童保育的责任重大;4)小家庭如何维持长久的快乐;5)结婚以后,……还可以得到互助的机会。”

在陈夫人的心目中,“家”是“能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所在。”然而,“文革”期间,被吴宓尊为“人中之龙”的陈寅恪却惨遭迫害。夫妇俩的“家”,位于中山大学校园原东南区一号的陈宅,糊满大字报,望去如白茬棺材。“革命群众”还将高音喇叭架设宅院对面,厉声叫嚣,让两位老者惊厥不已。

1969年初,“工宣队”勒令陈家迁至一颓败的平房。在这个“家”,奄奄一息的陈先生,眼见夫人病体支离,恐先他而去,写下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5月5日下午,也是在这个“家”,革委会新贵迫使陈寅恪口头交代问题,陈先生愤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是年10月7日晨,陈先生在“家”萧然长逝。四十五天后,夫人唐筼也在“家”弃世。


二、脱胎

1954年春,父亲奉祖父之命,携全家从秦皇岛返陕,与母亲一并调入西北财委工作。不久,母亲以调干生入师专史政科学习,而父亲则调入省委办公厅,任书记处秘书。初返故乡的三年,恐怕是他一生中难得安宁的时候,除了工作,就静心读书和写作。从残留的笔记片段,可看出父亲当时在研读孔、孟、老、庄、宋词、元曲,也泛读西方典籍,尤其是希腊文学。1958年初,祖父去世后,父亲将线装书捐出,陆续购买大量平装书、精装书、合页书等,分类插入书架。平日,他工作太忙,常在周日闭门读书,一大早,就叮嘱我们,凡有来访的,不是老朋友,一律挡驾,然后,将自己关在书房苦读,吃罢晚饭,又进屋读书,直到深夜。

“反右”运动中,父亲销毁此前的日记,从此,除起草文件,常写检讨外,极少撰文。他更没料到,当年,与他一起从冀东出发,军管秦皇岛的十二位知识分子,四人被打成“右派”,其余八人,在随后的政治清洗中,无一幸免。

父亲的处境,更趋凶险,非但卷入政治,还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动辄得罪。

陕西曾是国民党(西安)与共产党(延安)对决的前沿,也是共产党的圣地,在这里,中央红军落草陕甘边区,并从这里问鼎天下。因此,国共之间的恩仇、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之间的是非功过,以及西北红军内的朋党倾轧,错综复杂。也因此,1949年之后,每逢政治运动,陕西都深受其害。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彼时,他在国内耍“阳谋”,打了五十多万名“右派”,在国际上与赫鲁晓夫争锋,亟欲主导国际共运,正志满气骄时,听赫氏夸口:“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便信口开河道:“十五年后,中国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此言一出,犹如圣旨,次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通过电话会议,下达钢铁生产任务,要求各地到30日,务必实现日产钢六万吨,铁十万吨的目标。由此全国掀起“大跃进”的狂潮。陕西省委闻风而动,当即派出四个钢铁检查团,分赴各地,督促大炼钢铁。一时,三秦大地遍垒土高炉,滥伐树木,大炼烧结铁。

一天,父亲回家,率领我们搜寻废铁和铁器,推着自行车运到机关去冶炼。我们受到感染,也在后院垒起砖头,点燃劈柴和钢炭,往上丢了几块废铁,黑烟腾起,雀跃之际,忽听祖母在上房后窗呵斥,将我们的荒唐行为制止。

那时,全社会弥漫着“三面红旗”的狂热。某日,几个美院学生,未经我家同意,就在老宅临街的粉墙上作画,一匹腾飞的枣红马上,骑着工农兵,高擎三面红旗,扬尘中,英美小丑戴着星条旗和米字旗高帽,远远落伍。邻居的粉墙上,画着粮囤直冲云端,粮堆上坐一老农,口含烟锅,对着太阳点火。

然而,不到一年,“大跃进”的祸害便显现,饥荒遍及城乡,民怨沸腾。

三年饥馑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经历了饥饿,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每天一大早,祖母都用杆秤,秤出当天的面粉,等厨师蒸好馒头,就将笼屉抬到上房大屋,把门锁上。家中六个孩子,正在长身体时,午饭按量分配,晚饭大喝稀饭或汤面,直喝到撑肚,但等上床,早已饿得发慌。省政府虽时不时配送些食品,但也无济于事,每到月底,家里断粮,祖母命我和大弟常拎着面口袋,去四府街三妗婆家借半袋面,轮着背回来。

1960年夏某天,父亲说,机关食堂旁堆着煤灰渣,里面杂有煤核儿,他跟后勤说了,拉些回来,掺土制成煤饼烧。周日上午,父亲独自拉一架子车煤灰渣,从单位所在地的城东,沿环城路,拉往城西的老宅。到了中午,艳阳高照,父亲还未回来,祖母让我和大弟去小南门外接。我们沿路向东走,远远看见父亲戴顶草帽,攀绳挎在肩头,费劲地拉着架子车,我俩连忙跑去帮着推。等我们将煤灰渣卸在炭房门口,祖母看着满脸煤灰和汗水的父亲,唏嘘不已。

那年秋,祖母患鼻咽癌,带着表妹去北京治疗,托付三妗婆照看我们。三妗婆(刘席珍)是关学大儒刘古愚先生的三女,大脑门,常顶一方手帕,走起路来颠着小脚。她不苟言笑,见我们玩弹球,搧洋片,就教训几句,但我知道,老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后来,姥姥从秦皇岛来西安,辞了厨师,亲自操持家务,一直将我们带大。姥姥慈眉善目,戴一副银丝边高度近视镜,花白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双黑皮鞋总是擦得锃亮,常将“劳您驾”挂在口头。她虔诚礼佛,初一、十五偷偷茹素,每见我们打闹、从烟囱掏麻雀蛋,或欺负猫咪,就轻声规劝,讲善恶相报的故事。街坊邻居,佣人帮工,无不称颂老太太有“菩萨心”。 但我少善根,常把持不定,辜负了她的教诲。

不久,母亲辞了张妈,让我们三个大孩子去街道办食堂混饭。食堂开在南油巷谢家大院,我们在那里吃了近两年,其间,什么“人造肉”、“代食品”、“小球藻”、豆渣、野菜、发霉的红薯干等,凡能果腹的都吃过。

最困难的时候,姥姥将秦皇岛带来的物件,包括一块湖蓝色长毛波斯地毯卖给外贸公司,用所得购买四袋高价面粉,堆在上房西屋的核桃木条凳上,全家人都喜形于色。当晚,我睡在条凳旁的大床,闻着面粉的香味入梦。一次,母亲托家在农村的谭老师买三十斤小麦,磨了做榆钱麦饭,饱餐几顿。此事被人揭发,为此,母亲多次检讨,直到“文革”挨批时还得检讨。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父母亲就减少食量,结果,两人都因营养不良,患了肝炎。

1959年7月初,中共大员齐集庐山,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主旨是纠“左”。孰料会议期间,彭德怀致函毛泽东,先肯定总路线的正确性,但批评运动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浮夸风,惹得毛泽东震怒,趁机将纠“左”引向“反右倾”,清除了宿敌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的“整风整社”、“整党整团”运动,惨遭清算的干部和民众多达三百六十多万,而陕西因与彭德怀有历史渊源,罹祸最惨。8月22日,省委开会,部署全省展开“反右倾斗争”,为期两月,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恶果,是本已降温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再度煽起,越煽越大,致使当年的粮、棉、油产量骤降,加剧了饥荒的蔓延。

好在张德生书记稳健而温和,从政尚有人情味,连毛泽东也称他为“和平人士”。他因参加“长征”,引导中央红军抵达陕甘,且吏治有方,深得毛泽东的器重。当然,他也与其它封疆大吏一样,推行残酷政策时,不敢抗旨,但他富机智,凡事先观望,再以“拖”和“磨”的策略应付,从而解救三秦苍生。大饥馑期间,陕西因放缓“浮夸风”,放慢“高征购”,没有像邻省四川、甘肃与河南那样,饿殍遍野,人相食。

1962年初,天怒人怨之际,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陕西省代表团约一百二十多人出席,父亲时任省委书记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也随团参会,与办公厅副秘书长白瑞生负责记录中央领导的发言,尤其是偷偷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因为,根据中办的规定,毛泽东的讲话,不得记录。1月29日,毛泽东发现与会干部怨气冲天,于是提出延长会期,“解决‘出气’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陕西省代表团座谈中,有些县、地级干部就出了气,批评西北局和省委极左,追问陕西山阳县等地饿死数千人的问题。等“七千人大会”一结束,这些提意见者,就在省委召开的“丈八沟会议”上,遭到清算和报复。

顺便一提,丈八沟宾馆本是陕西省委招待所,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各省、市委领导为献媚,争相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修建高级宾馆,陕西省委也紧随其后,在饥馑之年,靡费公帑,修建一号至七号别墅,以待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巡幸。

“七千人大会”时的父亲(后排右四)忧心忡忡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进入调整期,不料时隔半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演故伎,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及其佞臣还深文罗织,污称彭德怀6月中旬写的申述“八万言书”为“翻案”,而小说《刘志丹》为“反党”,于是,全会以中央局为单位,揭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而将两人与早已倒台的高岗捆绑,诬陷为“彭、高、习反党集团”。陕西作为他们的“老巢”,再次成为整肃重点。此案株连西北地区高级干部数百人,上万名基层干部及群众被打成“彭、高、习”黑爪牙。

此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比试,看谁更左,而“四清”2运动便成为两人的较量,忽而《前十条》,忽而《后十条》,刘定《十七条》,毛定《二十三条》,毛刘之争已经公开,危及国运。写至此,不由想起古训:“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诚哉斯言!

“七千人大会”期间,毛刘之争已显端倪

自1953年起,毛泽东常将退居二线挂在口头,但实际上,从未退居,而是紧握权柄,不容他人染指。1959年4月,即使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直至“七千人大会”,但凡国内外大政方针,仍由毛说了算。“七千人大会”闭幕,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罪过,毛泽东为暂避风头,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党政工作。但刘处一线,并无什么名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时值1964年8月5日,经毛泽东点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他挂起帅旗后,一声令下,一百五十多万干部,应声下到基层蹲点。而此前,毛泽东三令五申,应者寥寥,这让毛泽东有大权旁落之感。此时的刘少奇忘乎所以,犯了从政的大忌,冒犯人主,还让夫人干政。

上年冬,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率领工作组,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下车伊始,先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四清”、“洗澡放包袱”,再以逼、供、信的手段对敌斗争,最后掀起生产高潮。如此极左的行径,让刘少奇捧为“桃园经验”,推广全国,以后又演变为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喷气式”等恶行。但曾几何时,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文革”中亦遭此厄运。

至此,所谓“四清”的走向,已不是“四清”或“四不清”的问题,而是政治站位问题了。地方大员争相表态,听命于刘主席,大力推广“桃园经验”。 1965年的政治风云中,刘少奇极左,毛泽东更左,还批刘是形“左”实“右”。其实,毛泽东对所谓“四清”运动毫无兴趣,关心的是大权独揽,眼见刘少奇逼宫,终于动了他的小指头,伙同江青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并置他于死地。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属刘少奇的“华北帮”,对刘言听计从,推广“桃园经验”最为卖力,对三秦为害最甚。“四清”运动一开始,刘澜涛就认定,陕西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复杂,根源是三条黑线,即地下党黑线、三十八军黑线(杨虎城十七路军)以及“彭高习”黑线,致使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

刘澜涛选长安县蹲点,将该县定性为“两个不彻底,三个烂完了。”妄言“长安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在我手中”,严重程度甚于毛刘的结论:“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按照刘澜涛的标准审干,全长安县只有两个半好人。1964年末,陕西省委按照刘的标准,对全省各级领导班子排队。第一次排下来,46%的班子烂了或问题严重;第二次排队,比例升至60%以上。

“四清”期间,三秦“左”祸最烈,甲于全国。仅数月,全省逮捕6,470人,扣押5,000多人,开除、处分党员3,200人。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占45%,撤职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占76.2%,闹得全省上下,人人自危,“四清”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自杀事件多达430起,甚至殃及大、中、小学生,引发自杀潮。当时的陕西,可说是民不聊生,民怨纷起。

当此危难之际,胡耀邦受命来到陕西,接替病危的张德生,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省委第一书记。胡公为官清廉,志节耿然,怀有赤子之心。他一到陕西,经调研,当即决定:暂停捕人、“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和夺权;减少粮食征购,让农民休养生息;抽调省、地、县三级干部下乡,促进生产。

这些举措,对稳定人心,恢复经济影响巨大,但却遭到刘澜涛等人的反对。他们趁胡公深入基层调研,唆使西北局书记王林等人收集材料,给他罗织“反对刘少奇”、“大刮翻案风”的罪名,等胡公从基层返回,便开始围攻,迫使他检讨八次而过不了关,最后,身心疲惫,避难北京。胡公在陕西推行新政,虽仅百日,但功满三秦,口碑流传。

顺便一提,“文革”串联,某天,我们一行转到团中央大院,只见办公楼内外贴满大字报、漫画和标语。各路红卫兵啸聚院内,批斗“三胡一王”。高音喇叭叫嚣声中,望见胡耀邦与其他领导身穿白衣,头戴高筒纸帽,从窗户爬下二楼阳台,在一片“打到”声中,不住地弯腰认罪。

“文革”之前,在纪念册和画报上常见胡耀邦的照片。印象最深的,是五十年代初,他陪同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小个子,小平头,站在毛的身边,纯真而爽朗地笑着。可眼前,这位昔日的“红小鬼”,竟沦为“黑帮”,众人挥舞红宝书,狂呼口号,我没有举手。第二天,我去大姑家,谈起批斗胡的情景。姑父张邦英听罢,连说“岂有此理!”他与胡耀邦在陕甘宁边区结交,边区时有“三邦”之说,即胡耀邦、李合邦、张邦英。

回到西安,我将批斗胡耀邦的情形告诉父亲,口气中还有些兴奋,但见父亲沉下脸,就不敢说了。“文革”前夕,胡耀邦调任陕西省委,父亲时在省委办公厅,负责书记处的秘书班子,对胡公佩服至极,谈起他的轶事,常开怀大笑。一次,胡公做报告,回忆1946年在北平军调处工作,看到美国人趾高气扬,胡公不服,说:“美国佬个子高,有什么了不起,我站得比你更高”,说着拉过一把椅子,站了上去,全场欢笑掌声一片。1970年代初,耀邦去我大姑家,参加表哥亚利的婚礼。就餐前,大姑、姑父和耀邦他们在客厅闲聊,大姑问胡公,是否记得省委办公厅的成青阳?胡公说“记得,记得,文章写得好!”姑姑说,他死于“五七干校”,耀邦对我父亲的早逝深表惋惜,此是后话。

1965年6月20日,胡公被迫返京后,刘澜涛及其同党开始肃清胡耀邦的“流毒”,在西北局召开的“兰州会议”上,私设胡耀邦项目,企图将刘胡之争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迫害支持耀邦新政的赵守一、李启明和刘邦显等,株连西北地区干部多达四万人。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省委极左书记们自身难保时,还以“干部集训班”为名,将四十多位西北局、省、市委干部秘密关在耀县田嘴头山沟,打成所谓“西北三家村”(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的追随者。

刘澜涛向有地籍情结,重用陕北籍干部,而迫害关中籍干部,曾借批判习仲勋,逼走省委书记赵伯平和张策,“社教”运动中,又以此手法迫害关中籍干部。此种作法,使陕北与关中干部之间积怨很深。九十年代初,西安古文化艺术节上,赵伯平年届耄耋,坐着轮椅上主席台,见刘澜涛进场,用拐杖捶地,大骂“整人精”。组委会只好将两人分开,坐到贵宾席南北两侧,互不正视。此为后话,顺便一提。

“七千人大会”后,尤其是“社教”期间,父亲的同事 — 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毛君和研究室主任郭君,因政治压力太大,先后患上“精神迫害妄想狂”,每闻“阶级斗争”,便会犯病。那些年,父亲整日眉头紧锁,忧心忡忡的。他身处政治漩涡,幸未遭殃,是因为他虽属“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但历史清白。加之祖父在陕西颇有影响,而西北局和省委当权者,多为姑父张邦英的战友,运动中常保父亲过关。

此外,父亲在唐山工矿企业管委会和开滦煤矿军代表办公室工作时,顶头上司便是王林。父亲在干部履历表“证明人”一栏,填的也是王林。1958年,王林调任陕西省委书记,上任那天,就在常委楼走廊遇到父亲,非常高兴,让父亲去他那里叙旧。父亲书生气十足,有些清高,在省委工作期间,除了公事,从不亲近王林或其他省委书记。但因这层关系,每逢运动,对他多少有些保护。


三、劫难

1965年11月中旬,周六傍晚,父亲一下班,我接过公文包,翻出当日的《参考消息》。那时,我已养成读报的习惯,也常偷看包内的红头文件。我注意到,《参考消息》夹着一份《文汇报》,刊有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父亲在上面用红笔勾画多处。刚进中学那会儿,为扩大知识面,我读过《中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有吴晗着《海瑞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情节,是海瑞上疏,痛批嘉靖皇帝“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这番诤言,惹得昏君震怒,将奏疏扔出,急命左右将海瑞拿下,宦官黄锦奏报:“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皇帝默然,少顷,拾起奏疏重读,边读边叹。

过了几天,我看到,写字台上放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还有《明史·海瑞传》。父亲就读西南联大时,在张奚若先生家结识吴晗,因此,非常关注吴先生的著述。

父亲读书,常作笔记,1965年底前后,摘录数则如下:

明朝御史于谦之“石灰吟”诗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史记》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

《史记》秦始皇本纪: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内省不疚,何恤人言!”上句见《论语》颜渊篇,下句见《左传》昭公四年传。说自己反省没有毛病,为何惧怕别人讲话。

据作者叙述,他学问极有根柢,古文功夫尤深,最能顺时达变,认为中国民风保守,处处杆格不通,因而在兴造革除时,必须潜移默化,用水磨工夫,不可操切从事。

陈子昂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

圣人既然生而不能先知,死而不能为神,那末在现实社会里,也决计没有像世俗所传说的那种‘超人’。

“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冯梦龙《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浑身是口,也难分说。”

“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瓯北诗话》东坡襟怀浩落,中无他肠,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辄握手言欢,倾盖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术,故邪正不分,而其后往往反为所累。……其它则一时倾心写意,其后背而陷之者甚者。

父亲未作评论,但其时,阶级斗争风声日紧,士子惶惶,其意不言自明。

 

“文革”前夕的父亲

1966年4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进而将《海瑞罢官》与罢黜彭德怀联系起来。此前,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秀才谈话,一语道破批判吴晗的意图:“《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多年后,世人才知,毛泽东指使江青在上海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意在发动“文革”。

首都“破四旧”的狂潮,很快席卷全国,等我串联返回西安,往日的市井气息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破”字当头。不久,“破四旧”殃及老宅。宅院上房东屋是祖父的卧室兼书房,门内右侧立一排大书柜,堆满线装书、典籍、册页、扇面及手稿等。此外,东厦房书架沿墙而立,堆放着线装书、上海育文书局印行的丛书(装订三十二本书匣)、装祯讲究的善本,还有字画、拓片、信札,分装在柳条箱内。

这些都是祖父经年的收藏。他一生节俭,深受先世历经苦难的影响,据所撰“先母刘太夫人行述”言:曾祖母“幼年遭饥荒,对粮食尤为宝贵,一粒麦米抛地下,必须检起,遇儿女辈饮食,如将馍屑弃地不拾,必严厉斥责。”1950年秋,祖父得知老母病危,返回故里,“见老母已不能多说话,问:‘知儿归来否?’则仅点首示意,惟见两手时举、仍作抽线、捻线状,或以手摸床,作检拾饭屑,纳入口中状,就这样延续七日,竟弃不孝等而长眠。”

记得祖父与家人同桌就餐时,见后辈将米粒或馍渣掉在桌上,即命捡起送入口中,吃完饭,必将碗内残羹舔光。他一生大多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而终生积累,除老宅外,惟有书籍和字画。1958年,祖父逝世,父亲遵嘱将线装书及善本捐出,后又说服祖母,将私宅上缴国家。“文革”爆发时,东厦房还堆有字画、拓片,破旧柳条箱内装有多捆信札。

乱象初现,父亲预感在劫难逃,有些失措。最让他担心的,是红卫兵上门抄家,因母亲在中学任教导主任,正是红卫兵冲击的目标。幸亏1966年初,她借调到市委,在医疗系统进行社教,恐怖的红八月时,红卫兵去社教工作队揪她,让队长支走。老宅附近有几所中学,那些天,红卫兵在派出所和居委会的指认下,正大肆查抄。家中所存字画和信札中,不乏“反动”的铁证,如于右任所书条幅和信函,张治中、邵力子、沈钧儒、石凤翔(蒋纬国岳父)、彭德怀、习仲勋、潘自力、江隆基等人的信函,这些“罪证”落入红卫兵之手,必引来大祸。此外,还有属“四旧”的对象,如变色的绢画、写意及工笔古画、海派及长安画派的画作。据祖父著录,所藏明清字画,就有陈洪绶、石涛、金农、傅山、归庄、顾炎武、钱维城、刘墉、邓石如、翁方纲等名家的遗墨。

不等红卫兵上门,父亲先行销毁字画和信函,命弟弟先将画心带覆背从画轴撕下,然后,把挂着绫丝的宣纸与绢类投入灶眼,大弟拉着风箱,将祖父收藏的字画,付之一炬,至于焚毁多少字画,今已无法计算,只记得剥下的画轴,在后院屋檐下堆了一地。

通向后花园的过道阁楼上,存有不少杂物。父亲命我搭梯上去,打开斑驳的门板,楼板积了一层灰尘,一踩一个脚印,浮尘呛人。我从杂物堆中翻出若干信札,用麻绳扎着,信笺竖排,或楷或草书写。父亲看一眼信封,有时将信瓤儿抽出,上下看几眼,丢在一旁,稍后焚毁。

在阁楼靠近房梁处,我发现一把剑,还有一柄日本军刀。父亲接过剑和刀,神情变了。看那把剑,剑鞘镌刻精美,剑柄设有剑机,柄上刻有“校长蒋中正赠”,“成功成仁”字样。我问:“是爷爷的吧?”因先祖父的姓名“成柏仁”中,有“成仁”二字。父亲忙说:“不是,不是,恐怕是你二爷的。”日本军刀刀柄为花纹,刀锋锃亮,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孙蔚如将军(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赠送祖父,留作纪念的。销毁那把军刀极费功夫,无论脚踩、斧砸,军刀都未变形。无奈之下,只好将“中正剑”和日本军刀沉入后院的水井。

还有一事,也让父亲大为紧张,就是李太太存放老宅的一口皮箱。李太太的丈夫叫李龙门(名述膺),与祖父有乡谊。他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曾任上海《民主报》编辑,后涉入政坛,1913年,当选国会参议院议员,属籍“政学会”, 1915年,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南北议和(1919年)期间,为南方军政府十位分代表之一,代表陕西于右任与会。此后,他因卷入曹锟贿选,而为世诟病,五十年代初,曾任西安文史馆第二任馆长。

1955年,李先生去世后,李太太就成了家中常客,每次来访,必拎一包“水晶饼”,用方格手帕包着。她梳着齐耳短发,面色苍白,眼泡浮肿,着灰色“列宁装”,裤线熨得笔直,对大人和小孩都很客气,家里上下都称她“李太太”。她一进大门,孩子们会快步跑到上房,给祖母报信:“婆,李太太来啦!”然后为她掀帘子,让进上房客厅。李太太坐在左手太师椅上,低声细语地和祖母说话。我们不时把门帘撩个缝儿,偷看那包点心,等着送客。

红色恐怖时期某天中午,李太太慌里慌张地来了,父亲陪她进了东厦房,检查皮箱内的物件。不一会儿,他们出来,父亲把李太太让到上房,低声说了一会儿话,她就仓惶离去。自此,我就特别好奇,欲知皮箱里装着什么。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单位参与运动,母亲在学校接受批斗,归家很晚。一天下午,我躲进东厦房,从一摞箱子中,将那只皮箱抽出。皮箱磨损严重,多处裂痕。打开两条皮带,中间有一生锈的锁扣,使劲一板,“咔”的一声打开。箱里乱放着几块毛绒伤残的貂皮,泛黄的细沙白裙、饰有蕾丝的夏衣、丝袜等,我一看,神秘感顿失。等抄家风头一过,某晚,李太太跟她侄子将皮箱取走。

文革爆发时,祖母住大姑家,因姑父张邦英(卷入“高饶事件”,时任中共华北局候补书记)惨遭迫害,整日担惊受怕。1968年夏,大姑家遭查封,祖母中断癌症治疗,仓惶返回老宅。是年秋某日,父亲一下班,就进老宅上房西屋,问候祖母后,从口袋掏出一张折叠的稿纸,说主席写了首七言诗,矛头直指刘少奇:“见王槐青碑文,怒不可遏,制匕首一只,投将过去,不投不快”云云。父亲说:“连刘少奇都倒了,大若活到现在,恐怕难过这一关!”祖母听罢,叹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呀。”接着,他们说起“反右”运动中,韩兆鄂、李子健等人被打成“右派”,祖母说:“你大(爸)常说:多年的朋友!”我侍立一旁,听不太懂祖母的话,稍长始知,“飞鸟尽,良弓藏。”典自《史记》,也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文革”中,祖父的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朋友,无论与共产党的渊源多深,都难逃一劫,如共产党人彭德怀、贾拓夫,国民党人张治中、邓宝珊,民主党派余心清、高崇民等,都殁于动乱。祖父的朋友,著名企业家韩望尘先生在“文革”中备受屈辱,批斗时,红卫兵将灯泡塞入老人口中,而民主人士党晴梵竟被红卫兵在家中殴毙。

1969年除夕,我从学校回家,进老宅上房西屋,向祖母禀告上山下乡事。她面色灰白,半卧在几层棉被里,因癌症扩散,已近弥留,未戴眼镜,目光显出温和。听说我要去务农,她泫然泪下,长叹一声说:“成家败了!”沉默一会儿又问:“今后还有机会念书吗?”侍立一旁的家人无言,三大说:“书怕念不成了。”祖母悲咽失声。2月22日(旧历正月初六),祖母辞世。是年3月初,我去偏远的麟游山区劳作,很少回家,时不时与父母通信。

1970年12月初,我跟着公社抽调的民工,去县城西北十多里的残塬工地,开挖通往北马坊煤矿的公路。天寒地冻,一头下去,虎口震得生疼,冻土仅显痕。劳动强度大,食量也大,一天中午,我饿极了,连吞四个大蒸馍,喝一老碗稠玉麦糁子,正在工棚歇乏,有同学自县城来,说母亲稍话,父亲病重,让我尽快返城。我背起铺盖卷儿,走崎岖山道回罗凹。

当晚大雪封山,班车停运。我夜半起床,往书包塞几个冷馍,拄着鸡骨头棍儿,冒雪出山,日近晌午赶到永寿,搭班车回西安,次日,即去省医院服侍父亲。那些天,他处于肝昏迷状态,时昏时醒。

年末一天黄昏,病房内静悄悄的,父亲在昏睡,呼吸短促。我靠着窗台儿,透过暮色,见外面飘雪了。突然,父亲睁大眼睛,眼里充满血丝,喃喃自语:“我有罪!我有罪!”我连忙俯身安慰。他茫然地望着,急问:“光绪朝麻钱,有几贯?”说完又迷昏。这是父亲故去前两个多月的情景,深印我的脑海,四十多年来,每每忆及,不禁发问:一介书生的父亲,历史清白,何以成戴罪之身?

“文革”祸起,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中,人以派分:“烈火战斗队”与“红色造反部”。父亲时任综合办负责人,没有参加任一派,但倾向保守派。1968年4月下旬,“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两派联合,组成“大联委”,7月11日,又宣布成立所谓“群众专政小组”,对办公厅近六十位高、中层干部实行专政。

自“文革”开始,父亲自信身世清白,此心光明,每受审查,就重复清白的历史,省革委会和“大联委”审查数月,也没审出什么。据说,省委高、中级干部中,“历史清白”的不多,父亲是其中之一,后来,终获“解放”。在此期间,他除学《毛选》,还在读《孟子》,1968年日记本前页,印有《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而在后页,父亲笔录亚圣语录数则,不知何意:“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9月16日,省革委会批复,原省委办公厅“斗批改领导小组”由九人组成,其中,三人负责项目,造反派韦兴国负责专政,父亲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任副组长,分工负责大批判专栏。

那段时间,父亲白天开会,连夜审改稿子,暂住机关大院一间平房。某夜暴雨骤至,平房顶棚突然倒塌,将室内物件,连同棕箱全都砸烂。那晚,他幸好返回老宅换取衣物,逃过一劫。

10月31日,工宣队十多人进驻办公厅,一来就抓现行,交红心,对“斗批改领导小组”颐指气使,嚣张得很。当时,父亲只要低首下心,保持缄默,或能度过“文革”最黑暗的时期,但他仗义执言,为蒙冤的同事说话,开罪了军、工宣队及造反派,以此贾祸。

韦兴国虽为“群众”代表,但在领导小组掌握实权,串联造反派,将批判矛头指向父亲,一时间,批判他的大字报,数量竟超过“当权派”。如12月7日,批判省委高、中级干部的大字报统计如下:霍士廉(省委第一书记)1张;赵守一(省委第二书记)1张;省委书记章泽:13张、省委书记舒同:7张、省委书记严克伦:2张;秘书长陈元方:8张;副秘书长蒋锡白:1张;副秘书长林牧:4张。而批判父亲的大字报竟多达14张,言辞也激烈。 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多,主要与其态度有关。他自信历史清白,此心光明,不向造反派低头,其结果可想而知。

同日,在所谓“生活会”上,有人提出:“成青阳的重大问题,没见揭发和检查。‘七千人大会’问题,说明态度有问题。”还有人攻击说:“他跟白瑞生跟得紧,是办公厅‘红’的人物。”

三天后的“生活会”上,某人指责父亲:“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满不在乎的样子。”

原来“七千人大会”期间,父亲与白瑞生偷偷记录毛泽东的讲话,会后,省委领导指派白瑞生汇总基层对中央领导的意见,起草了《关于陕西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讨论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报告中有六条意见涉及毛泽东。“文革”中,造反派污称白瑞生等人“整毛主席的黑材料”,省革委会将其定性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并把参与人员关押。造反派本想栽赃父亲,经审查,父亲参与记录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但未参与起草那份报告。

翻阅父亲的日记,几乎天天开会,什么“揭批会”、“讲用会”、“帮助会”等,除了揭批“当权派”,就是大家面对面,或背靠背地相互揭发。如1969年4月9日“天天读”,领导小组成员“帮助”父亲。党波揭发父亲“常去毛生铣(胡耀邦秘书)家里。毛不是个一般人物,要很好揭发,你们搞了什么?有些什么坏点子是自己出的?”韦兴国说:“认识赶不上去。前两天,你还说‘毛生铣是个好同志’,不能这样说,现在正揭毛的问题呢。”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1967年秋季说起。当时,西安地区一群众组织揭批霍士廉,派人去山东,调查抗战期间霍在鲁中的问题,不意查访到有关康生的材料。1968年12月,“一抓三破” (抓现行反革命,破反标、破反革命集团、破敌特。)期间,省革委会在常委学习班,以及西安东、西两派头头参加的汤峪学习班上追查此事,军头胡炜擅于投机,为向康生表忠心,将“整康生黑材料”定为一号项目,抽调二十一军大批军人,参与破案,与清查“516分子”一并进行,大抓现行反革命。追查过程中,他们先定罪名,逼取口供,然后扩大范围,指明问供,猎获“战果”。其间所用刑法,计有捆、绑、吊、打、上手铐、上背铐、老虎凳、车轮战,无奇不有。

此案追查长达四年(1968年至1972年),案涉原西北局、省、市三级四十多个单位,迫害、株连的干部、群众多达一百四十人。其中,拘留、逮捕的有十一人,隔离审查的有四十五人。省委办公厅毛生铣、马文松等涉案。

此后,每当军、工宣队、领导小组开会,研究“深揭深挖”问题,就不让父亲参加。6月30日上午,父亲接到通知与会,谁知军代表孙某“告诉我,因深揭深挖牵涉到我,为了使同志们畅所欲言,让我不参加会。我即离开会场。……象这样的事,我想,领导上还是事先研究好,通知不参加。临会说明固然很好,但易使人感到突然。”

1969年12月27日晚,工宣队项目组、领导小组讨论处理林牧问题,有人提出开除党籍,连降五级,有人要定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父亲在会议记录后评道,让人家“带上‘刑枷’进五七干校”。后来,工宣队提出,肃清林牧在办公厅流毒,要抓“林牧小爬虫”、“找林牧分子”,父亲认为,批判林牧可以,但到处抓变色龙是错误的作法。

1970年元月初,办公厅干部下放前,六十三名党员在常委三楼开会,处理原综合办负责人之一的余鼎章。冷清的批判过后,主持人先强加罪名,最后宣布事先拟就的“决定”:开除党籍,并行政降级,表决结果为:五十票赞成,十三票反对。父亲坚决反对,事后看望余鼎章,鼓励道:“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把自己看作低人一等,要鼓起劲来,要在今后二十年以行动做给人们看!”

9日上午,父亲参加有关马文松问题的汇报,军代表刘某说:“此事机密,不要向外讲,曾请示上边,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不便铺开,省革委会尽量不出头露面。”

14日晚,军、工宣队、领导小组再次研究马文松问题,有人提出,马在霍士廉项目组时,整了康生的黑材料,要打成反革命。父亲问有何证据,军人说:“有证据,但不能给你看。”父亲反驳:“这是个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意见,我们可以向革委会申述明白,我不赞成现在的秘密搞法,神秘化,……整毛主席的材料,我们都敢在群众中搞,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就不敢在群众中搞?现在定不下来,一直让人家不自由,运动后期还这样做,我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六厂二校’样板精神, 应当恢复人家的自由。”

2月2日早,军、工宣队与领导小组研究春节给马文松放假的问题,父亲发言:“我的态度是一贯的,运动后期了,还采用对同志限制自由的办法,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的意见是:明确提出让马文松回去。至于上级组织同意不同意,由上边决定。服从组织决定。”

13日,马文松找父亲反应情况,说“整材料问题,没有这件事。我是在逼、诱的情况下承认的,反复了几次。”父亲告诫他“既然没有这件事,你不是在所写材料中承认了吗?……交代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17日上午,父亲去西医二院看肝病,在走廊遇到马文松,再度告诫:“自己的问题,要本着八个字,即对党‘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就是有天大的罪过,确是自己干的,要承认;不是自己干的,就如实交代。……共产党员决不能抛弃高贵品质。”

孰料马文松在与军代表和韦兴国谈话时,为求自保,竟将父亲给他的忠告和盘托出,出卖了父亲。军代表与韦兴国抓住这一可趁之机,将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省革委会。

3月4日下午,原省级机关召开“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传达省革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提及马文松整康生黑材料问题,将其定性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并说“马文松嚣张,前边、后边有人支持,…… 这是立场问题。”

第二天,父亲给工宣队田队长反映,能否让医务所出具健康证明,使老弱病残干部免于下放。田说:“主要是看群众意见。宣传部有个人,医生有证明,但群众不同意,还是不能算老弱病残。”

12日,孙某、刘某找父亲谈话,让他检讨,尤其是“检讨与马文松的关系,为何将领导小组的分歧告马,并让他找人说清问题。”20日下午,省级检查组姚某、王某找父亲谈话,让他认识给马通风报信“问题的严重性,…… 检讨时不仅要挖社会根源,还要讲清旧省委当权派的影响。”

父亲利用周末赶写《我的交代和检查》,周一,在监委楼口交给孙某。第二天上午,主管省领导小组的工宣队师傅,在常委楼口遇到父亲,说:“继续考虑你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谁给你出谋划策,不只是你个人问题,还要揭发别人。”

26日,批斗会结束后,父亲将《关于我和马文松的关系问题的交代》交给检查组,组长王某说:“把你做过的什么事,背后还有谁,揭发别人的写出来。……事情不说清楚,没法取得群众的谅解。”这期间,军、工宣队还派人去清华大学外调,污蔑父亲受民盟派遣,打入中共,结果查无实据。

那些天,父亲大多住在机关宿舍,偶尔回家,也越来越晚,匆匆吃罢晚饭,又伏案誊写检讨。四十多年后,我翻检父亲的遗物,除了读书笔录,就是一迭迭的检讨草稿。每篇检讨,开头红笔恭引“最高指示”,然后,重复交代清白的历史,将“小资产阶级思想”上纲至“资产阶级思想”,结尾必写“万万岁!”摩挲手泽,不禁想起1949年之前,敢于藐视“领袖”的父亲。据父亲老友姚德祥伯伯(原西北一印厂长)回忆,他们上中学时,每次观看电影,出现蒋介石的画面,提及“领袖”、“总裁”,全场观众都要肃立致敬。此时,父亲坚持不起,姚伯伯告诫“小心便衣!”父亲非但不起,反紧抱双手,以示坚决。

4月2日,父亲根据军宣队郭某要求,写了一份《章泽、舒同的两次谈话》,交检查组。当晚,父亲与孙某等谈话,表示“望能落实问题,后台问题交代很苦恼,感到没有什么后台。”孙某认为:父亲对“这次审查仍不服气,态度不端正”。父亲在日记中愤然写下:“马文松,真卑鄙!竟往我身上推。品质太恶劣了!”此后,检查组、军、工宣队人员轮流找父亲谈话,逼迫他交代后台,明说后台就是原省委领导。但父亲没有诬陷任何人。

“斗批改”阶段后期,开始“下放干部”,办公厅是省级机关最后一批下放。27日,机关召开“下放动员大会”,父亲报了陕北三个县:榆林、绥德、宜川。但此时,他的肝病加重,医生建议全休。5月8日,他将诊断证明书交给检查组。

13日,办公厅下放绥德等县的二十六人出发,父亲一大早赶到机关,为他们送行。据余鼎章伯回忆,他下放神木,那早为他送行的仅两人,一个是他老伴,一个是我父亲,而那时,父亲自己也已“戴罪”。

22日,省级领导小组田某等四人找父亲谈话,让他再“写一份全面检查,把文化大革命以来,进入领导小组以来,以及支持马文松和张克俭翻案问题,检查一下,重新认识。…… 从思想上重新入党。”并通知他下放干校,继续接受审查。父亲提出病休。26日下午,父亲将检讨交给田某,再次提出病休。

28日,田某找父亲谈话,质问:“你十七年执行的什么路线?对毛主席什么感情问题?用五十字大纲要求自己,在思想上吐故,才能纳新。”父亲说:“‘文革’四年了,对自己的审查没有绾个纥繨,总觉得心情不舒畅。我在领导小组时,对同志们的问题,总主张力求搞清,不要挂,这样于同志继续革命有好处。想不到,同志们一个一个都解放了,最后,反而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心里难过。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因病休息过。这次病得厉害,希望治疗一下,别无其它考虑。”

当日,省委斗批改领导小组作出《关于成青阳问题的审查情况》,5月30日,驻原省委机关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出《关于成青阳问题的审查报告》,都罗织罪名“现行问题”。

父亲发配“五七干校”劳役,临行前夜,给我们五个孩子留言:“亲爱的孩子们,我认为有必要给你们写这封信,谈谈我的心里话。…… 我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方向性、立场性的错误,组织上对我进行审查,群众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做得很对的。当你们知道爸爸发生问题之后,一定首先要有个正确的态度,而不能有任何消极、埋怨的情绪。…… 和爸爸的错误划清界线。我犯了错误,心里难受的地方,是对不起你们,可能对你们今后一段生活有某些影响。”

6月1日早6点多,工宣队派人上门催促,父亲连袜子都未及穿,就让大妹推自行车,驮着行李,让人押着去机关。同车有三十多人下“五七干校”。临上车,父亲将连夜赶写的《补充检查》交工宣队田某。

“五七干校”位于泾阳县泾惠渠畔的杨梧村,主要收容西北局和省委的“待审人员”。名为“干校”,实为劳改农场,迫害人的手段,一是轮番批斗;二是加重体力劳动。每天除“天天读”稍事歇息,白天从早到晚劳动,有时日夜连轴转。

到了“干校”,父亲即感不适,请假返城,但“干校”当局不予批准。父亲在6月6日(周六)记录:“请假去西安看病,取药,未获批准。即将收割,我一人请假,影响不好。……今后再不提病,思想敞开,拼命去干,…… 晚20 — 早5时,在场边机井值班,大风雨终夜不止,仅穿一毛背心,不耐酷寒,可谓来此改造的第一个回合。”

此后半月,他一大早起床,先“天天读”,学习《愚公移山》,然后参加麦收,为落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改造世界观,”拼命劳作,因出现肝腹水,难以弯腰,便跪着挥镰割麦。

17日,“上午开批斗会,检讨,下午未得休息,通夜在场上值班,很累。”硬撑到25日,父亲实在挺不住,上午去“干校”医务室看病,温大夫诊断其病情恶化,须赶紧治疗,致函工宣144队(四连)连长:“你连成青阳因患肝炎已迁延日久,目前根据本人自觉症状及医院化验证明,似有恶化趋势,为此建议你连研究去西安检查治疗一时期,待好转后再回连锻炼。”26日,父亲在劳役中晕倒在地。

延至7月4日,父亲才住进西安中医医院,10月12日,几经周折,又转至陕西省人民医院,但为时已晚。“文革”乱世,医院秩序大乱,治疗也无特效药物,多靠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输液维持。白天食欲不振,只吃点儿豆腐脑或开水泡馒头,晚间通宵失眠,两个月下来,身材魁梧的父亲,已瘦骨嶙峋。此时,从不吸烟的他,也开始学着吸烟,常靠在床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纸烟,急急地吸两口,呛得咳嗽。我侍立一旁,不敢多言,惟恐他知道我也抽烟。

最让他痛苦的,还是精神折磨。他在日记中,除记录病况,写得最多的是政治表白,如“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绝对不会冤枉人的!”(12月5日),“学校给每个五七战士一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我决心学好,作为在医院学习最中心的教材。”(12月9日),“恨不得马上回到战斗岗位,为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人民拼命拉车当黄牛,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再立新功!”(12月12日),“治病不忘整党。虽然我不能和大家一起讲用,斗私批修,…… 费了很大的劲,抄写党员的“五条标准”,贴在床头,并按此严格要求自己。”(12月17日)。

12月25日,他用红笔写下这一日子,并翻看同事毛笔恭录的《毛主席诗词》。此后,时时陷入昏迷,清醒之时,仅在日记录下杂事,与政治渐行渐远了。

新年后一天向晚,父亲在打点滴,病房寂然无声。我一边看书,一边观察吊瓶和输液管。忽然,父亲睁开眼睛,问:“几点了?”我从他枕下摸出罗马怀表,给他报时。他问起插队的同学,我说:“参军走了几拨,年前,宝鸡三十八号信箱到公社招工,没要我。”父亲沉默良久,说:“参军、招工不成,就扎根农村,安心劳动吧,坚持读书。”我点头,但惘然若失。

1971年2月2日下午,我侍服床边,父亲呼吸急促,我连忙叫来当值的大夫和护士。他们抢救时,父亲睁大眼睛,恳求:“大夫,救救我!”护士长给他戴上氧气罩,父亲殷切地望着我,想说什么。我握住他骨瘦如柴的右手,大声说:“不要说话!呼吸!呼吸!”大夫让护士将父亲推入急救室。我跑到值班室,赶紧给家人打电话。等母亲和家人陆续赶到,父亲又陷入昏迷。急救室里安静极了,我摸着他的脉搏,脉感似有似无。突然,父亲睁开眼睛,炯炯有神,问道:“家里人呢?”我说:“去病房给您取东西了。”父亲说:“告诉他们不要取了!”回光返照中,他的脉搏渐渐停息。

陈化龙大夫冲进病房,给他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但已回天无力。家人痛哭起来,我没有哭,将父亲的胳膊轻轻放入被单。陈大夫说,赶紧换老衣,母亲止住哭泣,才意识到,家里连买老衣的现钱都没有。

黄昏时分,母亲吩咐我,去省委办公厅通知一下,然后去钟楼电报局,给外地的亲戚报丧。我沿着昏暗的街巷,步行至建国路。一路上,心里空落落的。“文革”之前,父亲每逢周日值班,就让我与弟弟带上作业,到建国路省委常委楼,或雁塔路八号院(书记处),在那里呆一整天。所以,我对这两处较熟。

进了院落,往常委楼上一看,有几间房屋亮着灯,就上楼挨着房间打问。最后,问到三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一个中年军人,身着四个兜的军装,卷起袖口正在洗头。雕花硬木脸盆架上,放着硕大的搪瓷脸盆,那军人拿块香皂,抹得满手泡沫,见我进来,问有什么事。我说:“我爸成青阳刚去世。”他说声:“知道了!”就往头上抹香皂,我说:“我妈让给组织……”话未说完,他极不耐烦地说:“知道了!”我扭头就走。

2月6日,父亲火化,母亲没到场,大妹在陕南修建襄樊铁路,无法奔丧。我带着三个弟妹,为父亲送葬。干校当局派杨力(赵寿山将军女婿),代表组织匆匆念了悼词。我站在父亲遗体旁,头脑一片空白,不知杨伯伯念了什么,但听“文革中犯有错误”。

与父亲诀别的时刻到了。焚化炉门开启,传输带滚动,炉内两边火焰腾起,点燃遗体上覆盖的红绸,向上飘起。炉门关闭,我返回休息室,黯然伤心,但没有哭。第二天中午,家中无人,我在上房清理父亲的公文包,困了,就趴在缝纫机上睡着。朦胧中,忽听大门门环叩响,爸爸下班了,沉重的脚步登上台阶,钢精饭盒在公文包里响着,脚步渐近,一激灵我就醒了,方知是梦,潸然泪下。

父亲匆促火化后,骨灰无处存放,母亲托她的学生在长安县韦曲找个荒僻处,将祖母的骨灰(红绸子包裹),连同父亲的骨灰(白绸子包裹)一起深埋。

1978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发文《关于成青阳同志问题的复查决定》:“经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成青阳同志的一切‘现行问题’,纯系强加给青阳同志的污蔑不实之词,应彻底推倒。”父亲追悼会举行前,家人才在韦曲野地找出父亲和祖母的骨灰。后来,父亲的骨灰存入烈士陵园,而祖母的骨灰被二姑取走,不知所终,以至如今不知去何处祭奠老人家!


四、身后是非谁管得

1940年代末,国共决战时,中共在国统区开辟了所谓“第二条战线”,北平是主战场,而清华大学地下党则是主力军,分“南系”和“北系”,分属中共南方局和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组织都很隐蔽,也无横向联系,各自发展外围组织。“南系”组织了“民青”和“炼社”等组织;“北系”建立了“华社”等组织,成员约八百多。先父投奔冀东解放区之前,加入的是“炼社”。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对地下党员的任用,采取的是所谓“十六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冒死革命的地下党员都落得如此下场,而那些参加外围组织者,就更难入正册了。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这个政治面貌就说不清楚,直到1980年代未,那一代人面临离休或退休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算不算参加革命,还是个问题。

1988年,原“南系”创建人方复等三人联名上书老领导王汉斌等,为“炼社”正名,拖了六年不见批示,后来才知,“北系”某领导以不知此事为由,不承认“炼社”社员参加革命。为此,1992年4月初,“南系”直接领导袁永熙致函北京市委组织部,疾呼尽快给年逾古稀的“炼社”社员正名。当时,袁已患脑血栓,正住院医疗。

父亲的好友许应钟(水利专家,原“炼社”社员)为落实政策,专程从沈阳到北京。一天,许伯伯带着我去见方复,路上,他告诉我,学运期间,方与我父亲关系很好,他手中还有学运时的照片,其中就有我父亲。等我们见到方复,他因患类风湿和心脏病,瘫坐在椅子中,表情漠然,似乎对往事不再关心。

当年与父亲一起从冀东进军秦皇岛的十二位大学生中,有位叫于山(章启宇)的,与我父亲等并称秦市“四大才子”。他曾任《河北日报》主笔,1957年,因主张“办报纸,要反映社会的现状,要关心人民的疾苦”,经《人民日报》点名,成为“右派”。历经磨难后,上世纪末,于山临终对女儿喟叹:“悔不当初。”

书至此,不禁悲从中来,莫能自己。父亲生于忧患,殁于动乱,而未尽其才,也不及目睹青年时追求的光明,其终怎能瞑目?

草于2012年春


附:《先父成青阳九十诞辰纪念》后记

父亲卒于风雨如晦之一九七一年,迄今已四十余年。这期间,家国剧变,但儿女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与日弥增。二0一三年,值父亲九十冥寿,儿女编写年谱,整理旧照,征集回忆,汇编成册,印一百本,分贻亲友,留作永念。

年谱据父亲一九五一年秋所写《自传》草拟,一九四九年之前,行事较详,而其后,因文祸而不著文字,故多略去。照片按年排序,略加说明。

先父一生好学不倦,勤于笔耕,“反右”之后,无奈辍笔,故留存文字甚少。遗文选自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清华旬刊》。行文虽为急就章,但字里行间充满激情和真情,从中仍能感受其赤子之心。

回念顾复之恩,今无以回报,不胜怆痛,即以此册,遥祭父亲在天之灵。

岁在壬辰六月   儿小秦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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