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秦:报人成柏仁

一、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的祖籍在南方,听老辈说,早年去耀州文家村成家大坟祭奠,墓园立有石人石兽,墓碑上记着,成氏从南方迁来。墓园毁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而,明代之前的家世已渺不可考。据祖父《先府君群父公行述》言:吾成氏自明洪武五年,由武功之法门寺,迁一支至耀州石人堡,历明代二百余年间,冠盖相望,支庶繁衍,详《明史》及《州志》,不多赘述。满清入关,吾先人潜约不应试,全族三、四百户,皆服勤田亩,躬耕自食,末叶禁约虽弛,然终清一代,吾族无显贵者。

耕读传家至曾祖群父公,陕境频遭灾祸,先有太平天国祸乱,继而陕甘回乱,光绪三年关中大饥馑,成家相继中衰,房地荡然一尽。群父公历经二十多年的艰辛,使家道中兴,祖父才得以就学,因学业卓异,获知州及业师襄助,求学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08年初,祖父与张奚若领头驱逐“教授不良”某,被学堂除名,返回故乡,经宋向辰引荐,与族人秘密加入同盟会。

民元前四年,三秦反清志士祭奠黄帝陵,誓言:“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义,九月初一日陕西举义,祖父也投笔从戎,随胡景翼等豪杰,在药王山起义,旋即加入秦陇复汉军东路,挺进潼关,以杂造步枪,白刃铡刀为利器,与清廷精锐军队激战,潼关三失三得,义军趁势出关,渡河援晋。

此番车驎驷铁的经历,祖父尝引以为豪,多年后,数次撰文,表扬辛亥之役,三秦革命青年“纯洁高尚,足为后世矜式。”当时,学子们从军作战,川资都是自备,攻取山西河东各县,均“号称富庶,……革命青年见到雪花般的白银,毫不动心…… 潼关二次战败,我军仓卒退出,银箱弃置街中,亦无一人私取分厘。”“当时的革命党人,做梦也想不到做党官。对权位,对金钱,更避之若浼。”

西北革命领袖于右任及井勿慕

民国告成,执兵者自请解甲,服官者纷纷解组,自谋生计。祖父在军政府教育司服务数月即辞职,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求学,准备留学德国,实现悬壶济世的夙愿,惜一战爆发而未能学成,于1915年肄业返陕,教书为生。

1916年,袁世凯称帝既败,北洋政权宰制,次年,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愤而南下,在广州组建军政府,号召护法,至此,中国南北政权对立。在北方,陕西民党率先响应,组靖国军护法,祖父再次投笔从戎,参佐军幕,兼任《战事日刊》编辑。1918年初春,张义安将军率西路军进攻西安,不幸中弹阵亡,靖国军处境危殆,祖父与王玉堂等赴沪,迎于右任返陕督师。此后,祖父转任靖国军驻沪粤代表,筹措医药枪械,传达孙中山指令。驻沪期间,他经川友赵铁桥介绍,谒章太炎先生,求为亡友张义安作埋幽之文。

靖国军三杰:张义安、邓宝珊、杨虎城

1919年春,井勿慕、董振五殉国,胡景翼被执,靖国军几弹尽粮绝,东西战事危急,因此,当南北议和时,亟盼其成功,尤其闻张瑞玑入陕划界,更寄予厚望。辛亥革命时,张以清廷知县而赞助革命,与靖国军诸公熟悉。但张受陕西军阀陈树藩贿赂,处处偏袒北军,故迟迟京华,及缓行至渭南,祖父持于右任函见张,促请他将靖国军战情日恶电告和谈会议,但张却“隐战祸以赚和会。”(于右任语)北廷趁机纠合六省大军,合围靖国军,致使东西路各县相继失陷。靖国军将士血战五年,历经百余战,至终从未发饷,实践了从军誓言:“非为权利名位而来,实为救国家扶桑梓。”

1920年1月1日,祖父摄于广州,时任靖国军驻沪粤代表。祖父自辛亥之年,终生不蓄发。

1922年初夏,祖父随国民二军挺进中原,以实现救国的宏愿。在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年代,二军在胡景翼将军统领下,纪律严明,以“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胡将军在军中与兵卒共甘苦,不蓄私财,不治家人生产,将士人人用命,二军遂成劲旅。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起,10月下旬,胡将军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中旬,二军冯毓东旅东开策应,在华阴与北洋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对峙。刘镇华诈和,由华县知事魏祖旭转来求和信。冯将军与祖父和彭仲翔等商量后决定,与镇嵩军议和。11月17日,祖父与彭公出发,刚出华阴一里多,祖父即从马上跌下受伤,折返县城,而彭公率厨师和两名卫兵赴华县,孰料当晚即被勒杀,尸横城隍庙殿东。冯军陷入镇嵩军憨玉琨部重围,外援无望,粮尽杀马充饥,血战六天,才得以突围。

1925年初,胡将军获张季鸾先生密报:张作霖、阎锡山与刘镇华联手,准备剿灭国民二军和三军。胡将军当机立断,以迅猛攻势,一举击溃憨玉琨部,获豫西大捷。此时,胡将军踌躇满志,正待联合进步力量,在中原推行新政,进而一统中国,不料臂疮复发,气将绝猛呼:“英雄至此,肝肠寸断矣!”从此,国民二军衰败,在直、奉军阀夹击下全线瓦解。祖父避居淞沪,鬻文为生,收集辛亥革命史料,著文表彰陕西革命烈士。

胡景翼将军

二、办报启民智

1931年初,祖父应于右任先生召,至南京助先生编纂西北革命史料,是年秋,应杨虎城将军邀请,返陕从政。但他痛心地看到,所谓“革命”,并未出民水火,深感罪疚,因此不愿加入政府,而期于报业,启迪民智,救国救民,经艰难筹备,于1935年3月,创办《秦风周报》,倡言:“述往事以励来兹,缀旧闻而策后起,同赴国难,光我秦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先生急电祖父,打探实情,两位挚友立场一致,反对张、杨兵谏,主张拥蒋抗日。祖父虽与杨将军交情甚笃,但当此国难危重之时,只能决然停刊,以表态度。《秦风周报》自创刊至停刊,不足两年,出版凡八十四期,祖父每期必著文,在国势阽危下,标举士气,伸张民气,克尽言责。

“西安事变”后,祖父(后排左三)、邓宝珊(前排左二)等为杨虎城(前排右二)送行

次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族抗战开始,五月,祖父创办《秦风日报》,重申“值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惟知抢救国家,复兴民族。”誓言“苟有利于国家民族,抗战建国,官民之精诚团结,以实现清明合理之政治,吾人必一本初衷,直言无隐,绝不有所顾惜,全小我以害大我,利私人以误国家。”

此后六年,祖父反复强调,报纸发行人及董事“是对西北革命,对民国建立,尽过微力,拼过生命的一群,而且始终保持自由职业的立场。”“我们自辛亥以前的同盟会起,直至现在的全面抗战止,固守西北革命党人的人格,从不蝇营狗苟地妄求自己个人的权利。以创办本报说,我们受尽艰难辛苦,但是,从未受任何方面、任何派系、任何个人的津贴。”

综观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五十年间,几度易代,王旗变幻,面对这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祖父与许多志士一样,投身改朝换代的斗争,死生不顾,利害不计。辛亥之役及护法运动中,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为的是推翻专制,求得民主。

祖父推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为是“救国救民的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良药,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是实现世界大同的针则。”

祖父曾对中华民国报以希望,“无时无刻不憧憬民主,……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实施宪政。”眼见国民党派系倾轧,朋党相残,祖父痛心不已,撰文《论政敌》(1936年9月14日),盛赞“美国政治家对政敌的态度,令人叹羡其文化涵濡之深,政治家襟量之雅,可以取法。”并赞扬中山先生以国事为重的虚衷雅量:“中华民国成立,二十五年之间,也演过多少当道对政敌的恩怨,但是残酷的结局多,忍让的成果少。惟有孙中山先生,在当国的时候,与彼时的政敌北洋政府,有过一度开诚的协商,躬身北上,明白宣示对国事的主张,后来虽未有成就,然而,大政治家的胸襟抱负,实足为以后当道的开路先河。”

1943年末,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召开,祖父著文表示“愿宪政之实施,必以地方自治之完成树其基,尤以舆论之宣扬彰其效。临参会为此一过渡期间地方舆论之枢纽,宜如何领导国民,树立自治初基,宜如何建议政府,倡导言论自由,使国民在苦难之战事期间,逐渐养成过问政治的能力,使政府在凡百施政之际,亦能尊重民间的意见,庶将来战事结束,宪政之坦途,已经开辟,则宪政之实施,自能事半功倍地顺利进展。”

在《培养议会风格》(1943年12月14日)中,祖父认为,“民意机关之设置,其作用不外两端:一曰使人民意志得以上达,一曰使政府施政要旨得转达于人民。藉此沟通政府与人民之意志,推进法治,启导宪政,其意义至为深鉅。…… 吾国宪政正在推进过程中,参议员之一言一行,与参议会集会之方式与风格,虽不能尽如民主先进国之议会,要亦当注意培养,为实施宪政扎下良好根基。”

抗战后期,《秦风日报》处境艰难,1943年8月中旬,杜斌丞先生力促《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以共渡时艰。当时,报社经费紧缺,员工待遇在西安报界最低,祖父始终与同人患难与共,白天,常与他们共餐,吃三等黑面,佐以食盐和辣椒,晚上,在土蜡烛光下,著文至深夜。报纸印刷所用土纸,粗糙,泛黄而易脆,纸中杂以碎麦草秸,字迹模糊不清。

两报联合后,祖父在备忘录记下:周恩来托杜斌丞转告报社同人,谓“西北需要本报生存,希望勿过于突出,免遭毒手。”起因是,原《工商日报》张性初先生任《联合版》副社长后,祖父开明,让性初先生分管人事。性初先生早年加入共产党,矢志不渝,相继聘用著名党人,如耿坚白、梁益堂、李子健等,使《联合版》日显左倾,激进,到1945年初,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联合版》成为机关报,更不避权威,抨弹时政。

三、君子不党

祖父自幼立志悬壶济世,不幸生逢乱世,为救苍生,三度秘密入盟。辛亥革命前,他歃血为誓,加入“同盟会”,以推翻专制,创立共和。但他深知,“同盟会”流品糅杂,为武力推翻满清王朝,不得不结纳新军中会党与渭北刀客等。因此,民国初创,他即退出政界,赴沪求学。

1940年代初,祖父经好友杜斌丞先生劝说,先后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继而在国统区反内战、反独裁,瓦解国民党政府。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系秘密的政治团体,于1941年夏,经周恩来策划建立,约二百五十多名成员,包括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曾在国府担任高级幕僚的人士等。1949年9月17日,“小民革”在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告结束。

1941年,中共为建立第三大党,与国民党抗衡,力促农工民主党、民社党、青年党和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所谓“三党三派”)联合,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

这三个同盟均非政党,属“群而不党”的政治团体,同道契友相约,秘密结盟,聚散无常。

1924年初,祖父代表胡景翼将军,赴广州列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但他并未加入国民党。1950年代初,祖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一次,彭德怀将军拜会祖父,对他与“反动派”斗争的大无畏表示钦佩,询问是否有意加入共产党,并递上表格。祖父表示,自己是“旧社会过来的文人,觉悟尚低,”婉言谢绝。

祖父身经乱世,目睹政坛黑暗,反复告诫子女远离政治,尝言“中国社会是黑暗的,搞政治的多为政客,无甚好人,” 痛骂某为“党棍子”。

抗战胜利后,祖父目睹国民党贪腐不堪,压制民主,渐失所望,在1945年9月中旬写《秋夜杂感》,不无忧虑地说:“用新人,行新政,可以新天下耳目,可以一扫政治颓风。不幸,听说在重庆方面,因为“活动”新官者紧张热烈,各显要的门限为穿!在下者以奔竞钻营为得计,而新官亦遂一批一批发表。这种风气一开,不知道对于中国政治前途的影响如何?”

1945年9月1日,在《自己的话 — ‘九一’记者节献辞》中,祖父写道:“目睹人民支持战争之艰苦,对于罔民之官、贪污之吏,不惜予以无情抨击。我们非不知权不可忤,力不可犯,然而,良知所系,责任所在,曷暇为国人耍危计耶?向后国家步入建设途中,我们更要一本此旨,勉尽言责,凡阻碍国家进步之黑暗势力、倒退的现象,我们均不惜与之敌对。”

抗战胜利,国共为争夺天下,再度以兵戎相见。祖父心急如焚,望治甚殷,数次撰文,坚决反对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主张向国内呼吁。

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祖父欣喜万分,撰写社论评道:“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当其性质、组织、职权等尚未公布以前,我们固不能多所评论;然而,参加此会的份子既将包括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并共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且决定迅速召开,亦可证明,国共两党确具有“天下为公”的精神,殊足钦佩!……果能如此,则国共两党之造福于国家民族,又岂可以道里计耶!”

1945年11月中旬,在“内战的烽火,行将扩大,中国人自相屠杀的惨局,又复演出”之际,祖父借纪念中山先生八十诞辰,再度盛赞“先生一生尽力国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故自辛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以后,十余年间,外抗帝国主义,内讨军阀专政,都为的是救此垂危之中国。晚年鉴于军阀混战之局,戕贼民生,消耗元气,对自己曾经声讨之军阀,亦欲释兵言和,以主义感化,使之纳入正轨。一九二三年,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期与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护法诸者,以和平方法,求得全国之团结统一。一九二四年,发表《北上宣言》,对时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凡此大节,足见中山先生谋国的忠诚,胸怀的伟大,能降节迁就,能委曲求全;故于北上以后,疾病侵寻,弥留之际,尚频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以逝。而《和平统一宣言》内亦称:‘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这些足以发人深省的遗教,凡今日纪念先生的国人,尤其是国共双方的当局,均应刻骨铭心地资为楷式!”疾呼国共双方“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而不顾小我的利益。所有的国事纠纷,均应以会议协商的形式解决,而不主轻启兵戎。中山先生北上时,宣言要召开国民会议,其意就是如此。…… 希望双方仍以中山先生为法,从速进行重庆的和平谈判,以会议商谈方式解决一切国事纠纷!”

十天后,在另一篇社论《我们何以反对内战》中,祖父主张,国共两党应“迅速停止内战,所有争议,均以会议解决为原则。…… 民主同盟,为国家惟一无武力背影之政党,且为中外属望调停国共冲突之中间势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应善尽职责,促成两党之团结,为全国人民请命。…… 全国裁兵方案,应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详为规划。…… 彻底形成军队国家化,永远根绝以武力作党争。”

当时,除经济困难外,报社还遭受政治迫害。国内新闻统制最严密的地方就属西安。当地的报纸,大小十数家,多为官方或半官方报纸,惟有《秦风日报》始终保持无党无派的立场,不避权威,为人民发言。《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出版后,仍卓然独立一段时间。

祖父利用报纸揭露省府和各县的贪污舞弊,令当局非常忌恨,国民党省党部主任谷正鼎骂道:“《秦风工商报》这批‘屁红子’,简直比共产党还可憎。”于是,当局便想方设法搞垮《联合版》,初则利用新闻检查,扣压社论、专论、特稿等,迫使报社要么违检,要么开天窗。后来,甚至连公祭井勿幕的广告,分送西安各报,惟独封锁《联合版》。祖父是井公的老部下,对此极为愤怒,执笔为文,痛斥国民党和党棍谷正鼎:“勿幕殉难后之二十七年,中国抗倭之战完全胜利,国际间对我国之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革命之功,已收一半之效,此可以告慰一切先烈地下之灵,勿幕英魂有知,当亦可含笑点首矣。然而所不幸者,革命愈演进,而官僚宵小之渗入者亦愈多;党务愈发达,而党官之趾高气扬者亦愈甚。故今日之民国,有人称为官国;今日之办党者,许多忘记人民,忠直之言,视如仇敌,排挤之谋,愈演愈烈。”(《追念井勿幕先生》,1945年11月21日)

自此以后,《联合版》与当局公开对决。国民党CC头子李犹龙、谷正鼎指使特务,通令各级党部、政府甚至机关、团体、学校等,一律禁止订阅《联合版》,强令各商号不准在《联合版》刊登广告,强迫报贩不准卖《联合版》,企图从经济上扼杀这份报纸。

国民党无意于民主建国,忙着与共产党争夺天下,在陕甘宁边区周边集中军队,准备内战。故乡耀县正处于红区白区之间,每当国军调动,都骚扰百姓,先头部队开进,先挨家搜查,发现空房立即圈定,等大部队一到,即强行入住。

一次,祖父回乡省亲,家中闯入几个国军兵痞,索要蒸笼。当时,家中人口少,仅有三个笼屉,他们要统统拿走,祖父不准,为此争执起来。兵痞蛮横地说:“蒋委员长派来的军队,敢不借给笼用?”祖父回答:“蒋委员长也不能不让百姓吃饭吧!”这话惹怒了兵痞,他们立即将祖父绑到连部,吊起来用木棍毒打,祖父不屈服,怒骂不绝。曾祖母情急中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跑到县衙喊冤。县长得知,亲往连部交涉,才放人回家,祖父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部队长官得知祖父是报人,上门赔礼道歉,并给疗伤。

2月8日,杜斌丞先生从渝返陕,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联合版》发表谈话,认为:“改组政府之意义是结束一党训政,开始政党与社会贤达之合作。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实为趋于政治民主化的起点。……今日的中国和世界,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谁也阻止不住。”蒋介石接获胡宗南密报,回电对“杜斌丞和《联合版》严密注意,并随时具报。”从3月起,国民党西安当局先后数次组织特务,捣毁报社营业部,向印刷厂投掷燃烧弹。

国民党特务捣毁《联合版》营业部

一时间,家里连续接到恐吓信,内装子弹。其中一份所谓“中华铁血斩奸团西北执行部敬告西北人士书”叫嚣:“本部奉总团部(上海)的命令来西北执行任务,已近五月。……我们有铁的事实,来证明《秦风工商联合版》,是受延安中共享金钱来收买的机关报,该报社内的工作者,大多是中共的御用品,更有铁的事实,来证明陕西的民主同盟,就是中共的公开活动组织,成柏仁、耿坚白、李子健、李敷仁、王居仁(菊人)、杨明轩、杨晓初、韩望尘、关梦觉、梁益堂等,都是中共在西安公开活动的主要角色,……你们如果真不觉悟的话,看我们的手枪,看我们的特殊武器,不要怪我们言之不先也。”

恐吓信第二页

当局对《联合版》的迫害加剧。3月底某天,军警以“吸食毒品”为由,逮捕报社法律顾问王任先生,4月中旬,未加公审即执行枪决。王先生临刑,神态自若,痛骂特务:“你们要来这一手,真是无耻至极!”特务将布告贴在《联合版》印刷厂的巷口,以示恐吓。不久,特务在副刊编辑李敷仁送稿归途,将其绑架,蒙上眼睛,推入汽车,开到咸阳塬上麦田,连开两枪,所幸子弹未致命。李先生被营救后送入边区,轰动一时。

4月底,蒋介石将赴西安部署内战,胡宗南严令,在西安街头不许见一张《联合版》,派秘书长赵龙文(当年,合谋暗杀著名报人史量才者,即此屠夫)指挥两千多名军警和特务,将位于冰窖巷的《联合版》印刷厂团团围住,并在邮局、车站等处设卡,严禁报纸发行。一连三天,报纸发行受阻。祖父大义凛然,亲率同仁,上街卖报、贴报,与军警对抗。此后,祖父顾及一百多名员工的安危,经与董事商量,决定停刊,并撰写停刊社论,于5月3日红色印刷最后一期,终其报人生涯。

老宅附近,突设路摊,斜对面开一茶铺,特务严密监控,四周游动。某日,一个特务叫开门,进院窥探,祖父上前盘诘,特务支吾说收房税的,祖父大怒:“要房税,叫胡宗南来!”左右开弓,打得特务鼠窜。

1947年3月20日,杜斌丞先生横遭陷害,被捕系狱,1947年10月7日凌晨,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遗言:“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杜斌丞先生

一时间,白色恐怖弥漫古城。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主席张澜迫不得已,宣布解散民盟,而沈钧儒等在香港成立新的民盟中央,与当局对抗。此时,民盟西北总支部成员或避难沪、港,或进入边区。祖父受老友的临终嘱托,坚拒避难,领导民盟西北总支部,坚守西京,其临难不屈的精神,由此可见。祖父与杜公结义于三原弘道高等学堂,杜公遇难后,祖父拟文,请寇遐先生书写一条幅:“晨昏一杯酒,风雨故人来。”挂在卧室,以悼念故友。

那时,祖父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转而支持共产党。危难之时,祖父能幸免于难,除好友于右任、邓宝珊、高桂兹、李虎臣、马青宛、石凤翔等保护外,还因他是同盟会员,“西安事变”及抗战时期,坚决拥蒋抗日。而蒋公介石对同盟会员还念旧情。

当此时,内战烽火遍国中,短短三年,国民党败局既定,人心已去,兵败如山倒。西安民生凋敝,物价飞涨。1949年5月中旬,“西北王”胡宗南逃离古城前,密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钊,按黑名单裹胁民主人士南逃,不从就杀。董钊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后投奔国民二军,在高桂兹部任连长,祖父曾任国民二军参议,因此,董对祖父执礼甚恭,常在胡宗南面前为他开脱。某晚,董派副官候某到老宅,径直走进上房,见了祖父,寒暄几句说:“成先生,我们准备往西南撤退,您是否准备一下,跟我们一起走。我回头派人来接。”祖父稍加思索,答道:“不行呀!我上有老,下有小,身体又很虚弱,不打算再飘零他乡了。”送走候某,祖父立即换上长衫,由我三叔陪着,从北油巷后门出走,直奔西大街,叫辆三轮车,往东而去。

当晚,大姑和三叔躲到舅家,祖母与二姑、三姑守在家里。她们插好大门的三道门闩,用顶门杠顶住大门,又关好二门。凌晨三点多,一辆汽车在老宅门口刹住,接着传来嘈杂声,急促的敲门声,全家人屏气静听,门外军警叫门,又敲了几下,不见动静,上车匆匆离去。

18日,胡宗南及其亲信仓惶出逃,急命警察局长萧照组成一千多人的“火焰别动队”,准备焚城,并炸毁西京电厂、大华纱厂、桥梁和公共设施,突击枪杀十八名政治犯。因解放军一野六军进军神速,古城才幸免于火灾。

19日,中共西安地下交通站站长吴伯畅先生突访老宅。吴先生曾为杨虎城将军部下,在绥靖公署时与祖父结识,“西安事变”后加入中共,1940年代初,潜伏西安,成为中共在西安的三条秘密交通线之一。《联合版》被查封后,吴先生常扮作商人,来老宅与祖父长谈,每次都带来边区印刷的书籍,包括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使祖父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那天,身材魁梧的吴先生身着中山装,胸前别着青天白日徽章,一进门,就操着山西口音,激动地对祖母说:“老嫂子,就要解放了!我马上要见成老,有要事商量。”三叔领着吴先生,乘三轮车去祖父的藏身处。他们见面,双手紧紧地握住,吴先生说:“成老,部队就要进城了,有要事和你商量一下。”祖父支走我三叔,与吴先生谈了很久。当晚,祖父返回老宅。

第二天上午,全家正围坐在饭桌进餐,一碟辣椒,一碟生胡萝卜丝,一大碗凉拌饸饹,忽听远处一声巨响,夹杂着稀疏的枪声。一阵寂静后,街道人声喧哗。原来,六军四十九团战士用炸药包炸开西门,冲入西大街。因守城的民众自卫总队起义,解放西安,从发起进攻到会师钟楼,仅用六个钟头。饭时,解放军战士赤脚立在街旁,吞吃自带炒面,这场面让祖父感慨万千,连称“义师”。

22日上午,六军将士分三路纵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势昂昂地从南门入城,几十万市民涌上街头,夹道欢迎。

四、 民主人士难言“民主”

1949年6月中旬,共产党筹备开国。那年9月初,祖父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代表团乘汽车从西安出发,在山西换乘窄轨小火车,沿正太铁路至石家庄,从德石铁路到山东德州,再转津浦铁路,经天津到北平,整个旅程历时九天。当时,经济状况艰困,代表团成员大多身着灰粗布中山装,赤脚穿厚军鞋,到了北平,住六国饭店,侍者私下称他们“土八路”。为穿得体面一点儿,代表团发一点儿补助费,每人购买一双布鞋,两双袜子。此行祖父特意带一件长袍,而那身灰粗布中山装,直到他逝世,仍存在卧室一漆皮脱落的衣箱中。

1949年9月,祖父在北京北海公园

10月1日,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祖父作为六百二十二位政协代表之一,站在天安门城楼,目睹开国盛典,欣幸不已,认定共产党人主导的联合政府,应能胜任“辛亥革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使命。

同月8日,祖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悼念杜斌丞兄》,充满信心地说:“民盟在西北的出现,由酝酿以至成立,始终是正义的,革命的,战斗的,不妥协的! 当时,我们决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独裁专制!我们要国家独立,要人民民主!当时就是向一边倒的形势。这是西北民盟的总决策,也是西北民盟的独特点,至今日西北民盟同志,可以说依然故我,吾行吾素,不是因人为熟的!”

1950年1月19日,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祖父讲演时不忘普选:“西北军政委员会,虽然尚不是经过全西北人民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政府,但是在一两年内,将要过渡到而且组织成这样一种普遍全国的政治制度。”他还针对土改和法治提出忠告:“应鼓励中农贫雇农,勤劳耕作,加紧生产,不应观望不前,不应坐待分地。反地主,应知是消灭地主阶级和剥削制度,绝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反恶霸,必须分别罪恶大小,必须送交人民法庭,不宜乱打乱杀。”

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推行新政,深得民心,让祖父对“为人民服务”的新生政权充满期待,在《先母刘太夫人行述》中,祖父记述了1950年返乡探母的情形:“本年四五月间,不孝柏仁,专归省视,见先母饮食动作,虽不如已往,但尚能勉强支持,先母偶问:‘儿近来做啥事?’答以在文化部工作,问:‘文化部做啥事?’答:‘领导戏剧、音乐、电影等,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先母说:‘这大概是高台教化,儿应好好办事,要对得住老百姓。’因向先母缕述,毛主席、共产党,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现在都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做事,时正春耕,因并述及各省县首长,亲自下乡,及各地妇女结队赴田间,帮助老百姓锄麦等生动故事,先母欢然,并说:‘这样正经的政府人员,我一生尚未看见听见过,如果不是老病的话,我也要下地锄一回麦,同这些年青人比比。’室中侍奉诸人,均欢然一笑。”

同年7月18日,祖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谴责地方政府某些领导,在推行折实公债时,“邀功心切,重视任务,忽略政策。”批评共产党“未能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明确地贯彻到省以下的各级政府和各级人们代表会议中。……忽视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将这些人关拒在门外 …… 得不到献身公众事业的机会,生活也无着落,激愤之余,未免对政府举措,私居批评。”

1951年初,祖父一身粗布,出席文化部行政会议,与茅盾、郑振铎、周扬、夏衍等合影

百废待兴之际,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张奚若先生听说中共准备派兵“抗美援朝”,连夜进中南海,规谏毛泽东,应尊重历史教训,万不得已,不可轻易与美国一战。祖父亦有同感,反对出兵朝鲜。据《陕西日报》总编张光回忆,祖父面对记者采访,表示反对“抗美援朝”,认为建国初始,应休养生息,眼下出兵,恐于国不利。后经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劝说,祖父才放弃一己之见,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积极投身“抗美援朝”的宣传,并于1953年10月中旬,亲赴朝鲜,慰问志愿军。

1951年4月,祖父一身粗布,与习仲勋、杨明轩、赵伯平、范明等在西安迎送班禅

入朝前夕,祖父获知侄子张殿琨随军入朝后即失踪。原来,1949年10月,殿琨表叔正在西安高中读书,瞒着家人参加解放军,随一野第四军解放兰州,朝鲜战争爆发后,又随军赴朝参战,一去就渺无音讯。在金日成招待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宴会上,祖父见到彭德怀将军,将侄子失踪的事告诉彭总,托他寻找。可惜迄今遍寻无果。

1953年10月,祖父(前排右三)在朝鲜狮子峰

自此以后,祖父忘我地投入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扫盲工作,凡遇政治运动,祖父在公开场合,从不对共产党的方针表示异议,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也以自我检讨、自我反省为主。例如,1952年5月26日,祖父在《陕西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彻底改造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检讨自己“由于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缺乏严肃斗争精神,右倾思想时时出现。……因学习不够,理论水平差;加以年事渐长,精力已衰,往往不耐繁琐,简单急躁地处理问题,……‘三反’运动中,因某些问题严重复杂,愤激急躁更甚,主观成见暴露得更多,引起同志间不必要的疑虑。”

1954年8月20日,祖父(位于沈钧儒与张澜后)出席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报告

1954年9月26日,祖父在全国第一届人们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发言,盛赞“三反”斗争,“虽负重要责任的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造成罪行,也同样地受到了国法、党纪的制裁。”并引用张治中先生的话:“这一下共产党一定万岁。”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应该提出正直大胆的批评,要求任何一个受批评者,都应虚怀若谷,休休有容;任何一个批评者也要本‘治病救人’、‘爱人以德’的古训,为保卫祖国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而进行认真负责的批评。”

1954年9月,祖父(前排左七)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国共党人及各界人士合影

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天安门城楼盛邀民主党派人士“大鸣大放”,对中共提意见。

起初,祖父也以为,此举是共产党“清明政治”的表现,积极响应,但习仲勋、姑父张邦英、好友杨明轩、以及我父亲都劝祖父慎言!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约见祖父,诚挚而言:“如提意见,就针对我一人提好了。”5月18日, 祖父撰文《整风要从领导整起》,就党、政工作矛盾问题批评德生书记,谈及三门峡水库移民;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中共省委会议;尊重老农经验,仍旧沿用两年三收。同日,民盟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参加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的通知》。

“反右”前夕,陕西省先进文艺工作者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左二起:李合邦、唐洪澄、

成柏仁、张德生、韩兆鹗、孙蔚如

孰料二十多天后,情势突变,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整风”转为“反右”,这让思想有些准备的祖父也大感意外。

6月12日,祖父在《人民日报》上主张“要鸣要争要明辨是非。”从六月中旬起,民盟中央以举行座谈会为名,开始“反右”斗争,并于当月19日发出《关于号召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通知》,指示盟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成立反右斗争临时领导小组,由祖父的朋友杨子廉先生领导,因祖父自1954年患血癌,(1930-40年代,印刷设备简陋,祖父长期接触油墨,导致苯中毒。)已坚持工作三年多,当时正在病休。8月2日,民盟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派斗争和盟内整风的指示》,命陕西盟省委、市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祖父等七人担任召集人。所谓召集,即通知盟员开会,按照中共内定的名单划“右派”,祖父所能做的,惟有竭力劝人检讨,尽力减轻处理,加之他身心衰颓,壮气渐消,仅能勉力为之。

祖父抱病视察

6月下旬,祖父抱病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顺便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全盟整风工作会议。6月28日及7月12日晚,祖父两次去沈钧儒先生家(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参加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议。7月15日,人大会议结束,祖父返回西安,当日就住进第四军医大学医院。

晚秋某天,二叔去医院探视,祖父问及西安医学院的“反右”情况,二叔说许多老教授遭受批判。祖父听后深感忧虑,沉痛地说:“那以后他们又如何教书育人呢?”

1958年2月初,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在即,当时,祖父已到血癌晚期,医嘱静养,沈钧儒先生致函祖父,强调会议重要,务必出席,祖父不顾医生与家人劝阻,决意与会,直接从医院出发进京,他前脚走 祖母就带着老衣随行。会议期间,祖父昏倒在会场,送至医院时吐血不止。

祖父住院期间,《联合版》原编辑赵燕南时在《工人日报》,因划为“右派”,被迫远去北大荒劳役,妻子代他前往医院探视,祖父安慰她说:当年在《联合版》共事的同志,对党是忠诚的,受到误解,终会重新得到信任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前来探望,祖父紧握习公双手,含泪表示,自己做的工作太少。

祖父自知不起,嘱咐祖母将存书捐献。3月24日午,祖父病逝,27日,公祭大会在嘉兴寺殡仪馆举行,极备哀荣。国共两党的朋友,如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彭真、邓宝珊、赵寿山、屈武等献上花圈,沈钧儒、习仲勋、张治中与成家亲友执绋,将祖父葬于八宝山。

4月23日,民盟中央又发出《关于号召全盟开展向党交心运动的通知》,盟省委基层组织提出“苦战一周,交心一万条”,盟员们被迫“三交”(交深、交透、交净),“四比”(比多、比快、比广、比深),已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反右”运动中,民盟陕西省盟员中,定为右派分子的161人,反革命分子41人,坏分子22人,占全省盟员总数的10.4%。九泉之下的祖父哪里知道,从此以后,中国“运动”不断,直至祸国殃民的“文革”,离他为之奋斗且向往的宪政越来越远。


附录: 《秦风·工商联合版》报人的运命

1943年初,国共明争暗斗之际,周恩来在重庆指示王炳南,在西北物色一份进步报刊,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王炳南遂面商杜斌丞,请他与“四联银行”分行经理田一明出面,邀请《秦风日报》成柏仁与《工商日报》刘文伯商谈,两报合并,发行《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周恩来同意这一计划,并指示:报纸不要太红,不要锋芒毕露,以利生存。

两报联合后,祖父出任社长,将人事权交给副社长张性初先生。张先生早年加入共产党,忠贞不渝,在《联合版》成立伊始,便延揽著名党人(如耿坚白、李子健、梁益堂等)及左翼文人(如郑伯奇、李敷仁、关梦觉等),参与报务。

1945年2月,《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总支部的机关报,政治倾向日趋明显,反内战、反独裁、反分裂。1946年初,《联合版》连续发表张奚若、杜斌丞的政治吁求,倡言民主宪政,矛头直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西北王”胡宗南根据蒋的旨意,密令枪杀《联合版》发行人杜斌丞、编辑李敷仁、律师王任,派遣特务殴打记者、报童,捣毁报馆,向印刷厂投掷燃烧弹,5月3日,《联合版》被迫停刊。

1949年,《联合版》报人大多加入新生政权,期于民主宪政。但好景不长,1957年之后,他们相继遭难,无一幸免。仅以四位著名共产党人惨死“文革”的遭遇为例,简述如下:

耿炳光 (1899~1972),名坚白,陕西澄城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 1924年冬加入共产党,经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举荐,赴陕北说服杨虎城、井岳秀等信奉“三民主义”,同时在绥德发展党团。1927年初,他奉中共中央指派,返陕组建陕甘区执委会,是年五月,任中共陕西省委首任书记。1928年初,中共临时政治局严令陕西省委组织暴动,形成红色割据,但坚白先生认为,革命力量尚弱,不应盲动,遂被中央定为“右倾”,予以撤职。2月13日,陕西省委任命他为陕南特委书记,举行年关暴动,他未赴任,而加入中共“托派”,隶属北方区委员会,并进入报界谋生,任《上海新报》记者。

1939年9月16日,坚白先生作为《扫荡报》记者,与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祺、《新民报》记者张西洛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坚白先生笔录并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3年初夏,《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张性初拟聘坚白先生为主笔,但遭到杨明轩(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后为民盟主席)、王超北(中共早期党员,1940年代,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和杜斌丞的反对,张性初力争,才将坚白先生聘用。中共一大代表,“托派”领袖刘仁静落难西安时,经坚白先生引荐,给《联合版》撰稿,以维持生计。

1949年后,坚白先生任宁夏大学副教务长等职,“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于1972年5月5日,背负“托派分子”的罪名,郁郁而终。

李子健 (1901~1966),原名李秉干,陕西三原人,1922年入上海大学,1924年加入共产党,次年10月,奉中共中央选派,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11月返陕,任教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该校由著名党人邓希贤(邓小平)及史可轩主持,为中共培养军事干部。来年5月,子健先生协助耿坚白组建中共陕西省委。

1928年初,国民党“清党”,他被逮捕,系狱一年,出狱后虽脱党,但信仰未变,在《大公报》任编辑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西安事变”期间,他积极活动,促进杨虎城十七路军与红军联盟,并受杨将军之托,协助红军筹款、征粮。1942年,子健先生加入民盟,任西北总支部宣传部副部长,1944年及1945年间,先后两度任《联合版》社论编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所担任的社论撰写,往往事先与超北讨论,终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工作。”

1949年后,子健先生历任陕西省林业厅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文革”初期再遭迫害,于1966年9月愤而自杀,夫人忧郁而亡,身后无嗣。

梁益堂 (1902~1974),原名梁德邻,化名梁尊一等,陕西三原人,1925年1月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系肄业,1925年冬加入共产党,奉命在渭南赤水一带,组织农会和红枪会,并于1928年春夏之交,参与渭华暴动。1929年7月初,省委派益堂先生赴陕南,任特派员兼特委书记。

1933年3月中旬,省委派益堂先生去照金苏区,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正待出发,不幸在西安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与陶铸、章汉夫等羁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七七事变”后,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益先生堂出狱,失掉组织关系,从事报业或教书谋生。1944年8月,益堂先生应张性初之邀,担任《联合版》编辑室主任,并介绍多名共产党员入报社。

1945年8月下旬,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祖父撰写社论《团结在望,国家之光!– 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希望国共以“民主原则,来解决国内问题,”相忍为国,不要“祸起阋墙”。社论开头称“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新闻检查处认为,此篇社论“精神北上”,失掉“立场”,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改为“匪首”。益堂先生据理反驳“检察官”:“如果说毛泽东是匪首,今天蒋委员长是一国元首,竟和所谓“匪首”坐在一起谈判,岂不有失体统?”他与祖父商量后,决定“违检”,照登原文。1946年春,益堂先生下班,步行至钟楼附近,突然,国民党特务驾驶卡车,将他撞倒,致使左腿骨折。

1949年后,益堂先生从事师范教育,并兼任咸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响应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号召,在《西安师院》上发表《揭露本院工作中的矛盾 — 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一文,被定为“极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文革”期间,他受“陶铸叛徒案”株连,于1967年8月,由陕西师大红卫兵押往北京羁押,1968年3月16日被捕,入秦城监狱,1974年屈死狱中。

益堂先生一生,五次入国民党大狱,对共产党坚贞不贰,孰料晚年却惨死共产党的冤狱,哀哉!

   张性初(1902~1971),原名张炳仁,化名醒初,陕西渭南人,1920年,就学私立咸林中学时,结识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后随魏转入西安成德中学,1925年加入共产党。

1926年春,惯匪刘镇华在直、奉军阀煽惑下,率十万土匪围困西安,三秦豪杰李虎臣和杨虎城(时称“二虎”)率全城军民,坚守八个月,死难者多达五万。性初先生时任中共西安地方执委会委员,在古城存亡之际,发动群众,誓死守城。当时,张夫人彭淑贞(早期共产党员)与方鉴昭(早期共产党员,烈士)、谢葆贞(共产党员,杨虎城夫人)组织宣传队,慰问将士,发动募捐,人称“巾帼三杰”。10月,陕西妇女协进会成立,彭女士又与方女士创办《陕西妇女》,倡导“妇女解放”、“反对男尊女卑”,来年,又与方女士创建妇女识字学校,分任正、副校长。

1927年3月,性初先生出任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书记,仅数月,革命运动便成燎原之势,农会遍及渭北各县,7月,任三原县委书记。性初先生在白色恐怖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其间,曾两度入狱。1930年,他在上海任中共交通员时,和夫人及女儿同时被捕。在狱中,夫妇坚贞不屈,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出狱。此后,性初先生返陕,协助著名党人南汉宸进行抗日民众动员和兵运。

自1935年起,性初先生任《工商日报》副社长,“西安事变”中,兼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在周恩来领导下,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3年8月,他担任《联合报》副社长,促使报纸从无党无派的立场,转向左翼。报纸被迫停刊后,他受中共委派,抱病三次去皖南,策动国民党第八十八军起义。

1949年后,性初先生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62年7月6日,经多年努力,重新入党。“文革”爆发,性初先生惨遭迫害,并遭监禁,出狱后一度失语,于1971年3月含冤去世,临终遗言,仅“你说 ……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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